文/陈一舟 杜鹃是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名普通外来女工，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高中毕业南下打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收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提高。今年1月，她在厂房的卫生间里撞破头，因为事关600元“全勤奖”，她自服止痛药，忍痛工作了3天，坚持到休息日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一周后，她停止了呼吸。
这则报道给我们另外一个透视底层劳动者生存状态的视野：在繁荣的城市喧嚣下，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游走在都市霓虹灯的边缘——为了拿到600元全勤奖竟然不顾生命安全，这在很多人眼里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这群人”而言，600元意味着一个月的生活费、孩子一年的学费……在沉甸甸的600元全勤奖面前，生命就是如此之轻 。
600元全勤奖之所以成为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根本原因在于底层劳动者权利的苍白、报酬的卑微。每天工作11个小时，收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提高——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力密集的民营企业，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合法性“框架”。而这，正是600元全勤奖被无限放大的关键所在。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正在以“勤劳 ”对冲“制度成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工人很勤劳却不富有，道理就在这里；一个女工视600元全勤奖胜过生命，原因还是在这里。
这些年，官方多次承诺“增加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让劳动者有尊严地活着。”可每月只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报酬，没有充沛的福利和权利保障，在企业经济生活中无任何话语权，何谈体面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拿全勤奖而意外死亡的女工”所投射出的群体权利孤独，并不需要怜悯，而需要制度和财富伦理的直面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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