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得太多，原来印的名片都发完了。”5月3日下午，年过六旬的杨嘉兴见到本报记者时如此开场白。
因为有着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信用社创办者的身份，时隔26年后，杨嘉兴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在他看来，温州金融改革已经到了“不改就死定了”的地步。
而追溯这个结论的成因，避不开温州当年走红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以及近些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在“产业空心化”、“去制造化”同时，野蛮生长的民间借贷产业，以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
逼出来的改革
数据显示，从去年到今年2月初，温州市倒闭、停产、出走、资金链绷紧的企业有234家。危机迅速蔓延至江苏、内蒙古等国内其他地区。
这次金融风波 ，也惊动了最高层。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温州调研，并认可了温州设立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至此，民间金融改革驶入快车道。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12项任务，以力图打通约上千亿元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
“温州这次惊动行政最高层援手救助，表面看是高利贷惹的祸，实则是民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民营经济生存环境呈现全面恶化趋势。”面对本报记者，昔日的民间金融改革探索者杨嘉兴用语犀利，同时又对这次改革谨慎视之——“在细则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至少已经开始正视民间金融的地位了。”
如此背景下，如何让“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继续下去，温州人已经开始找寻思路。
“过去我们出去考察，人家谈的都是温州的过去；上星期我们出去进行金融改革考察，人家羡慕的是温州的未来。外界都看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我们不能错失大好机遇。”在4月底召开的温州市推进金融综合改革发展实体经济动员大会上，温州市市委书记陈德荣说，“振兴实体经济是推进转型发展的新命题。市委市政府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开沟挖渠，引金融水，浇实业田。”
敢冒险的历史基因
温州金改，实乃当下形势所迫，但追溯这座城市的发展印迹，似乎一切又早已埋下伏笔。
偏安东南之隅的温州，素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1%。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温州人均耕地只有0.4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1977年全市农村人均收入只有55元。
与此同时，温州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具有深厚文化金融底蕴的城市，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此后形成了“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史书记载，在万历、乾隆年间，温州人就“能握微资以自营殖”。
在长期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看来，这些都赋予了温州人敢于冒险的历史基因。
“以前温州各种交通都不发达，从温州到上海只有一条水路。在温州方言里，‘水路一条’的发音和‘死路一条’一样，你能想象温州的落魄。温州人是穷怕了，只能到外地弹棉花、擦鞋、做泥水匠，自谋生路。”说起温州人走上“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杨嘉兴一阵唏嘘。
杨嘉兴，温州鹿城区人。初中毕业后，在一家街道企业工厂上班。198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他选择创业，创办了环南机电厂，生产电焊机、充电器等。
彼时的温州，刚刚走出“八大王事件”的阴影，个体私营经济遍地开花。数据显示，1985年，温州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户。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一则消息，题目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20世纪90年代，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议后，“温州模式”红极一时，温州还获得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制笔之都”等几十张国家级名片。
夭折的金改先行者
在“全民办厂”的风潮中，杨嘉兴不是很起眼。
1984年夏天，杨嘉兴接到了一笔来自山西太原重型机器总厂的订单，对方要订购十几万元的产品。不过，由于缺少购买原材料的6万元资金，他在几番犹豫后找到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
当时的中国、工商、农业、建设四家国有专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还是国有企业。因此，毫无悬念的，杨嘉兴最终得到的不是贷款，而是一鼻子灰。为履行合同，杨嘉兴只好向别人借高利贷，月利息达到三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杨嘉兴遭遇的融资难题，几乎是整个温州民营经济的瓶颈。
在国有垄断金融体系使得金融服务供给存在严重偏向性、私营企业完全被排除在官方信贷体系之外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者有了创办个人银行的念头。1984年，温州苍南钱库镇人方培林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消息让杨嘉兴兴奋不已，他觉得向金融行业进军的时机到了。当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
这些举措开创了全国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也使得温州成为民间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包括个人钱庄 、城市信用社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对温州民营经济的贡献不可小觑 。根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此前的研究，“温州的民间金融在20世纪80年代形式多样，盛极一时，当时市场上货币的30%~40%均来自于此。”
“民间金融也是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一。是民间金融和企业的自筹资金能力有力地支撑了温州区域经济在20世纪的繁荣。”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朱康对告诉记者。
让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探索路程并不顺利。
当时我国的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很大的金融风险。在温州的城市信用社里，因为挪用资金、在利息上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先后有50多人被追究司法责任。
自1995年起，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地级城市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后，杨嘉兴主动退出了从事十年的民间金融业。
波折的民间金融阳光化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温州经济出现了回落现象，自2003年底起，主要经济指标落后于浙江平均水平，增速几乎落到全省倒数第一的位置。一些学者对“温州模式”的看法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度赞赏发展到忧虑。
人们开始重新打量“温州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完成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将个中原因归结为民间资本作为资本要素在投融资体制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开始出现缺陷。对于上述观点，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的诸葛隽也表示同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服务于它的非正规金融制度进一步演化，否则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杨嘉兴等民间金融改革先行者们来说，找回昔日的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进一步演化非正规金融制度”，已经不再容易。
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放宽准入，允许外资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业，一度让杨嘉兴等人看到希望。
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 500万元，更是让杨嘉兴为之一振。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企业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 10倍至 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
这样的结果，让杨嘉兴、方培林等人的民间金融阳光化梦想再一次落空。
“这些年来，始终没有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那样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宽松环境。”杨嘉兴感叹说。
“不改就死定了”
与此同时，温州民营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去制造化”也开始引发人们关注。
“由过去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转向现代意义的工厂生产之后，中小型的鞋厂一直囿于贴牌生产、低端加工，创新能力差，并不注重品牌经营。另外，温州人喜欢单打独斗，有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秉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向大集团、大公司方向的发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温州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丁杏灿说，再加上原材料、人工成本增加以及市场环境的作用，从2003年左右，一批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失去信心的温州商人尝试多元化经营。
“他们的投资方式以投机为主，急功近利，大多数人只追求短期利益，辛辛苦苦做上一年实业，可能只赚五六十万元，但搞民间借贷，有时一个月就能赚这个数。”丁杏灿说。
根据媒体的报道，近年来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年利率最高达180%。
另根据2011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军风险领域，一旦银根紧缩，转投民间借贷，最终造成崩盘。”对于上述情况，包括诸葛隽在内的学者界也深表忧虑。在诸葛隽看来，如果一个经济体财富的性质和源泉主要靠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是没有根基的，最终会因为实业的萎缩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为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
这样的担心最终在2011年的金融风波中变成现实，在早期金融改革先行者杨嘉兴看来，温州到了“不改就死定了”的地步。
“这一次是灭顶之灾，说好听点是冬眠，能不能醒过来是个问题。”杨嘉兴不无惋惜地说，“(改革)再晚一些可能就来不及了。”
事实上，2002年12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批准温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最终无疾而终。如今，当机遇再次到来，温州人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文/图 记者 朱艳丽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