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坐在新闻发布会主席台上的老黄（黄国胜）心扑通扑通地跳。他很清楚自己说了很多话，但事后已记不清当时说过什么。他瞄了一眼身边故作镇定的儿子和说话亦不太利索的老婆，又掐了一把大腿，似乎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这场发布会上，59岁的老黄以三年30万元的身价成为北京西贝餐饮集团“黄馍馍”的代言人——这相当于他37.5个冬天卖黄馍馍的辛苦所得。
梦境般的遭遇，源于不久前红极一时的那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5月15日，象征乡土饮食文化的陕西农民老黄和他的黄馍馍在第二集《主食的故事》里出现，并迅速走红。也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在这一个月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的生活轨迹悄然发生着变化。
“城里人”给的梦
那天是6月4日，太阳很毒。陕西绥德县辛店乡亢家沟村农民老黄和老婆吴桂珍忙着在地里锄草 。一直忙到上午10：00，感觉再锄一会儿就“晕到地里了”，他们才决定回家。
吃完午饭，老两口躺在宽大的炕上睡着午觉。睡梦中，门外的那条大狗开始狂吠 。“老黄在家吗？”没有围墙的院子里站着一位穿戴整齐的“城里人”，这人正是西贝餐饮集团董事长贾国龙。
此前贾国龙给老黄打过电话。“他想搞什么黄馍馍合作。我以为是骗子，就挂了电话。”让老黄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的“骗子”竟然找上门了 。
陌生的客人让老黄有些不知所措。即便是当面交流，他也听不大懂对方在讲些什么。没办法，老黄抄起电话打给儿子。儿子与贾国龙聊了大约十分钟，便让老两口跟着贾国龙去榆林。
榆林，住着老黄的儿女。在女儿黄艳霞开的饭店里，老黄一家四口仍旧信不过贾国龙，后者提出，“咱们去北京转转，那里有我的饭店。”
次日一早，老黄和老婆就坐着贾国龙的车前往北京。在老黄的世界观里，北京有毛主席和天安门，那可是比天还远的地方。在过去的50多年里，老黄去到最远的地方，是省城西安。
坐在车里，紧张的老黄一路都在心里念叨，“儿子和女子(女儿)都麻利点过来吧！”
当天晚上，女儿和儿子坐着飞机来了 ，机票是贾国龙提前买好的。
“一座大厦四层楼全是他的办公室，这下我们相信了。”黄艳霞笃定地说，“绝对不是骗子。”
对于双方的合作，贾国龙开出的价码是一年10万元、三年30万元。
听闻这个数字，不仅老黄惊呆了，就连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哐当一下，这是逗俺玩儿吧？”对于老黄来说，这是一个他只在电视里听说过的数字，“我觉得，给个三五万就不错啦！”一再确认之后，老黄还觉得像是做梦，“这得卖多少个黄馍馍啊！”
面对一个无法拒绝的数字，一家四口没有讨价还价。事情很快谈妥。
6月19日，老黄一家又飞去北京，参加签约仪式。20日上午，双方正式签约，老黄成了西贝餐饮的形象代言人。根据合约，老黄每年将利用农闲的一个月时间在西贝餐饮50余家分店进行技术指导 。另外，双方还将协商注册黄馍馍商标、制作标准化等细节。
言语中，老黄对贾国龙充满感激，“是个很好的大老板，两回去北京花了两三万，故宫、颐和园，啥好玩儿的都玩了，没让我们掏一分钱。”
卖馍八年，走红舌尖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住酒店、第一次坐上主席台 、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就这样，农民老黄在自己59岁这年迎来了命运的转向。而这一切变化，源自于央视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老黄所在的亢家沟村是一个总共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落，离绥德县城有4公里。在这个典型的陕北村落里，黄馍馍是一种传统的主食。老黄沿袭了祖辈们做黄馍馍的手艺，松软的枣泥裹上黄灿灿的糜子面，筋道有嚼头。
2004年冬天之前，只有在过年前后，老黄和他的一对儿女才能吃到黄馍馍。因为黄馍馍算是“稀罕物”，平日里他们的主食仍以馒头和面条为主。“这么好吃，干脆拿到县城里卖吧！”女儿的建议在老黄看来是一个不太尊重自己的笑话，倔脾气的他还骂了女儿一顿。
听了这话，老婆吴桂珍却动了心，日复一日地吹起“枕边风”。终于有一天，老黄顶不住了 ，赌气用小三轮车带着200多个黄馍馍去了绥德县城。“才喊了两三声，呼呼呼卖完了。”回到家里，老黄将赚到的钱数了数，一共一百多块。他心里盘算“晚上做下一锅，多做点儿，接着卖”！
由于原材料糜子是在秋天收割，真正做黄馍馍的季节只有冬天。从农历十月末一直到春节，老黄每年要忙上两个月的时间。做一锅的黄馍馍，从清水浸泡糜子，到把糜子用石磨碾成面，再到发酵、揉面、包馍馍、蒸馍馍，要耗费整整三天的时间。为了能让顾客吃到热气腾腾的黄馍馍，后两个环节需在后半夜完成 。对于这种辛苦，不识字的吴桂珍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能“哎呀、哎呀”地叹气，其间两条眉毛拧成了倒“八”字。
黄馍馍出锅之后，老黄清点着个数，把它们一一装进簸箩里。告别妻子，骑上小三轮，叼着他喜欢的猴王牌香烟，老黄一路向县城蹬去。卖馍第一年，他就赚了一千多块钱。因为供不应求，从2005年开始 ，老黄的黄馍馍从五毛涨到一块。价钱涨了，顾客却越来越多。“整个绥德县有七八家卖黄馍馍的，但纯手工制造的就我们一家。”而在老黄看来，“天下第一黄馍馍”不是自己叫出来的，而是顾客捧出来的。
2011年冬天，是老黄做黄馍馍的第8个年头。当年农历十一月，循着陕西特色食品“油馍馍、黄馍馍”这条线索，《舌尖上的中国》分集导演胡迎迎找到了绥德县县委宣传部。那里的食堂师傅告诉她，亢家村老黄有陕西最好吃的黄馍馍。她找到村子里时，老黄正领着毛驴拉碾子，为下一锅黄馍馍准备糜子面。
5天后，胡迎迎带着三男两女的摄制组来到老黄家，开始了拍摄工作。面对陌生的摄像机，老黄并没有感觉紧张，“忙起来连擦汗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上他们，拍成啥样是啥样。”拍了四五天，胡迎迎等人离开，顺便带走了差不多120个黄馍馍。老黄收了他们100块钱，算是打了个八五折。
换做往常，不到晚上10：00，老黄就睡觉了 。但在今年5月15日这天，女儿一再叮嘱他“要看中央一套 ”。当晚10：30，《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集《主食的故事》在CCTV-1播出。整集49分钟，老黄和他的黄馍馍占了7分多钟。在纪录片里，锅台边的老黄一边填柴火，一遍讲述着他的一套朴素哲学：“辛苦干来钱，懒的人没人给他钱。”这位自足而踏实的老人，用自己的双手获取所需。这是纯朴的陕北农民的一个缩影 ，也带给人们回味良久的感动。
电视机前的老黄看到电视中的老黄，激动地跳了起来，拍着巴掌大喊“真好，拍得真好啊”！
女儿黄艳霞说，爸爸看了十多年的电视，“就数那一次最开心了 。”
随着纪录片的热播，老黄红了 。
全村最勤快的人
老黄并不清楚“红了 ”是个什么概念，让他意识到生活开始变化的，是在陕西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找上门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开玩笑说，“你可是名人啦！”一位宁波餐饮界人士打来电话，要谈合作。虽说后来不了了之，但老黄隐隐约约觉察到，“真有点不一样了。”
在此之前，老黄只是亢家沟村一位普通村民。最被村里称道的，是“老实”和“勤劳”。
陕北之地常年干旱，降雨量永远撵不上蒸发量的步子。农民看天吃饭，一年只能收秋天一季庄稼，亢家沟村仍坚持种地的人不足一半。老黄种了60亩地，有自己家的十几亩，剩下的都是人家不要的。
“黄叔两口全村最勤快，都很能吃苦。很老实的人，去北京之前还念叨着地里旱，盼着老天爷开恩下点儿雨。”黄忠文跟老黄是本家，和老黄同龄，因为辈分关系，他得叫老黄“黄叔”。在黄忠文看来，老黄对自家的那头驴子比对他自己都亲。老黄听到这个说法，笑得前仰后合，“家里平地只有两三分，剩下的不是坡地就是梯田，得指望它耕地啊。冬天做黄馍馍，又得指望它拉碾子。不对它好能行吗？”
一年四季，老黄都闲不住。春天地里撂荒，老黄就跟着建筑队打工。在工友的印象里，“干活从来不偷懒”。盛夏是蝎子出没的季节，每天晚上8：30到凌晨3：00，老黄都要去捉蝎子。去年，一斤蝎子卖到130块钱，老黄捉了 30多斤，进账4000多块。
院子里的三间窑洞，是老黄23年前修好的，一间老两口住，一间留给儿女回家过年时住。另外一间，堆满了装着豇豆和糜子的袋子，“25袋，全是我的。”老黄自豪地带记者巡视他的粮食，就像将军巡视手下的士兵。
到了冬天，老黄就做黄馍馍。一个冬天下来，除去成本，利润大约8000多块。其他村民大多都会做，但都不愿做，“因为又麻烦又累”，如今只剩老黄一家还在坚持。
一到正月，闲不住的他开始编扫帚。每年编200把，每把卖5块钱，又是一笔收入。
老黄给自己算了笔账，一年到头各项收入加起来，大概能挣上四万块钱。
代言是“兼职”
从北京回到亢家沟村，老黄的包里多了张银行卡，里面存着他的第一年的代言费——10万元。在父亲的要求下，黄艳霞算过这么一笔账，合约中的30万，“按照每个冬天赚8000块钱计算，需要做37.5年的黄馍馍。”
“我们每年才花一万块钱，30万够花上30年了。”老黄说，这样的换算让他越来越明白30万的分量。
如今的老黄在村里人面前，腰板挺得更直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和村里人大声打着招呼，“从北京回来了 。”说完，老黄从兜里掏出三块钱一盒的延安牌香烟递给乡亲们——比他以前常抽的猴王牌贵了8毛钱。
按照当地的风俗，端午节要上坟祭祖。老黄往年只买两三块钱的祭品，这次一口气买了 20块钱的元宝和纸钱。他想“让先人们跟着高兴高兴”。
对于未来的生活，老黄也有了自己的打算。地少种些，“种个七八亩，打的粮食够吃就行。”工地就不去了 ，扫帚不编了。他依旧打算在夏天捉蝎子，“少捉几天也得捉，要不然手痒痒。”
在老黄当代言人的消息被网友转载之后，网友们却为这个憨厚的陕北农民捏了把汗。有矛盾纠结者认为，“他的生活也许会得到改善，我们这些看客，却终究觉得有些遗憾。”“老黄的馍馍，要卖在陕北绥德的风烟里，才有那么一缕地道的醇香，进到北京也就消散了。”悲观者认为，恒久的本色，才是永久的魅力。他们担心，商业化文明不仅会毁掉黄馍馍的味道，甚至还会毁掉老黄纯真的生活信仰。
6月4日，西贝餐饮集团董事长贾国龙贴出同老黄夫妇的合影后，曾被《舌尖上的中国》分集导演胡迎迎痛骂一顿，但他仍然坚持与老黄合作。“我已下定决心请他们到北京，为他们搭一个平台，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让越来越多的人吃上地道的陕北黄馍馍。”贾国龙在微博上写道。
“原来大家这么担心我们。”听闻外界的争议，黄艳霞很感激，同时她也觉得，“事情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坏，至少爸妈能过上好日子了。”
“合约的履行和日后的其他合作项目，由我和弟弟跟西贝餐饮那边谈，爸妈不用操心。”有着经营着一家饭馆的经历，黄艳霞认为自己很清楚“这一行的道道”。她试图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善良的父母。那些想采访老黄的记者，都需先征得她的同意。
“跟一个媳妇不嫁两个婆家的道理一样，就算别人给我们60万，也不给他们代言了 。”并不识字的老黄向记者介绍着他们理解中的合约——他们还可以继续卖属于自己的黄馍馍，“老黄这个名字就我们两家能用。”
看似正盘旋于漩涡之中，可老黄又像置身事外。对于这位老人来说，他并不理解外界争论的“得与失”，他更愿意享受成名后带来的好处。这阵子，老黄准备再盖几间窑洞，以便将来扩大经营，“我的黄馍馍有名了，多做点，不愁卖。”至于剩下的钱，老黄准备存起来养老。他并不想搬到榆林和儿女一起住，“人老了 ，适应不了城市生活。”在北京住宾馆的日子，他更怀念家里的炕头。
老黄说，今年的黄馍馍还是一块钱一个，不涨价。
文/图 记者 张庆宁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