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来青岛打工后，潍坊安丘的刘亮亮始终没想着再回到农村。和上一辈的进城务工人员相比，他们在打工目的、权利诉求以及未来的出路上，有了很多的不同。
他们会不断跳槽，也有着强烈的与城市人交往的意愿，并且开始注重追求人性的尊严和生活质量。像这样的“80后”、“90后”，已经占到全国1.5亿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的60%，并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递增。
但现实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鸿沟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消除。怎样安放萌芽已久的城市梦，除了他们自身的打拼，还需要城市的大度和接纳。
吃不了父辈那份苦
前两天亲眼目睹的一次生产事故，让25岁的刘亮亮再一次有了换工作的念头。
“机器出故障伤到了同事的眼睛，他还蛮镇定，捂着眼自己拨打了120。”刘亮亮说，那一瞬间“心被刺痛了”，不仅仅是因为近在咫尺的同事出事，更在于出事后领导事不关己的态度。
“工装、防护用品都没有准备好就开始生产，催产量、要质量。”在刘亮亮看来，这个缺乏人文关怀的公司并非久留之地。
从2005年至今，刘亮亮已经换了六七份工作。
事实上，他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安丘一个亲戚开的家具厂做油漆工，前后干了一年多。
家人还是觉得上学是条正经出路，交了3000元学费后 ，刘亮亮到安丘县城的职专读了个热能与动力专业。一学期不到，他就投奔了在青岛工作的表哥。
他先是在城阳的一家韩资企业做了4年多的钳工，一直干到2009年6月，觉得“再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了。之后，他到一个电子模具厂干了一年，又到一个配件厂干了三个月。
“你怎么又换地方了？”每次得知儿子换工作后，同在青岛打工的刘永民都会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惊讶。这位49岁的农民从年轻到现在干的是同一份工作：装卸工。
“咱们出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安安稳稳地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多好呢。”刘永民感叹说。
说起来，刘亮亮并不清楚自己的准确工作定位。不过，他心里却明白，自己不想干什么——“出大力的活儿，没技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坐就是12小时，压力太大。”
这两天，南京路与江西路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来自贵州威宁县的何江不止一次和同伴讨论起他们的孩子。今年年初，何江19岁的儿子何压评在读完高二上学期之后 ，先是在浙江的一个鞋厂干了一个月，之后跟着父亲到了青岛的一处建筑工地。
“我跟他说，吃得了苦就跟来。”从6月25日一直干到8月15日，何压评终于向父亲摊牌：吃不了苦，想回家。
何江说，下一代已经吃不了父辈们吃的苦，现在的建筑工地很难见到20来岁年轻人的影子。
不再像父辈一样靠干苦力吃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所认同。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逾2.42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3亿。而“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占到了1.5亿农民工总数的60%，并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递增。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生存而出门打工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大多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城市梦而打工。为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们会不断跳槽。”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老师刘霞正在做一个农民工的研究课题，在与多名新生代农民工沟通后，她得出上述结论。
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刘霞介绍，“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物，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它通常指的是 ，“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人”。
如今，人们的共识是，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的称呼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需要慎用。这个称谓更应被“外来务工人员”或者“产业工人”所代替。
与称谓同步发生变化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单纯要求合理劳动报酬到多元化维护正当权利的诉求。
“厂子的规定再多，也大不过《劳动合同法》。”多次跳槽的刘亮亮已经懂得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在潍坊一家企业上班时，他曾对厂子领导进行过质疑：按照规定，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加班费需是正常工资的1.5倍。周六、周日加班，加班费按工资的2倍计算。为什么这里不按规定执行？虽然最后以刘亮亮辞职为结局，但这并未影响他的价值判断——“反正不正规我干不下去”。
因为没有给员工按时缴纳社会保险，城阳的一家电子企业在2009年还被刘亮亮投诉了。
在刘亮亮为这家公司工作到第4个月时，公司才通知员工要办理社保。经常去“新市民之家”做法律志愿者的刘亮亮很清楚，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该在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记，如未能按时办理需要补交。
“公司领导一开始说没有这规定，后来改口让我问问有几个想补交的，结果大家都想补交。一看这种形势，他就耍赖不交了。”刘亮亮说，因为觉得这份工作不太正规，加之进入淡季订单减少，一个月只赚1200元，没多久，他即提出辞职。临走前，他到城阳区劳动仲裁部门把老东家投诉了。
2010年3月，刘亮亮终于拿到了1800元的社会保险补偿金。“其他的工友一看这样都服了。”第一次维权成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要主动维护自身合法诉求的想法。
之后，他到模具厂上班，一位工友在进行机器操作时大拇指骨折。“他都不知道有工伤认定这回事。”出院当天，刘亮亮和工友到医院开了一份证明，并鼓励工友与公司“谈判”。数个回合下来，工友拿到了3万余元的赔偿金。
“我们找工作，只要人家老板不拖欠工资就行了，哪管保险、加班费、工伤这些事儿。”对于儿子的这些举动，刘永民开始时很难理解。“看他忙活一阵子倒能维权成功，也替他高兴。”
打工者在诉求上的变化，让不少用人单位深有体会。李沧区一家玩具礼品公司负责人姚先生感慨，打工者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必须尽力保障他们的合法诉求，才能在供不应求的人力资源环境下解决普遍存在的“用工荒”问题。
不可回避的婚恋难题
工作之余，刘亮亮穿着从凡客网站上买来的T恤和牛仔裤 ，只在和亲人交流时才说家乡话。看上去，在青岛打拼了7年的刘亮亮越来越能融入这座城市。
下班后，他并不想憋在宿舍里“熬时间”，他认为，要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这两年，他先后喜欢的作家有吴晓波、韩寒以及余华。
他主动拓展着自己的交际圈。周末休息时，他会到青岛市新市民之家做法律志愿者，接触新鲜的知识，结识了很多“同命人”。
他还谈了两场恋爱。第一次就是在新市民之家认识的，那个女孩常常去那里为她哥哥咨询如何通过法律维权——2007年在山西挖煤时，一次矿井坍塌让她哥哥腰部以下失去知觉。“回家跟父母谈，他们死活不同意，认为她哥哥是个累赘。分了。”
再后来，他又找了一个烟台的女孩，但对方的父母要求他在青岛买房。“这我哪能买得起，又分了。”说起来，刘亮亮多少有些懊恼。
事实上，并非刘亮亮一个人遇到恋爱的难题。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而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在外出务工其间，他们面临恋爱、结婚、生子以及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他们的工资或许只能保证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没有固定的住所，又缺少交友的机会。再加上特殊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难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刘霞告诉记者。
在第二段感情受挫后，刘亮亮一气之下回了老家。对于他的归来，家人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早晚还是得回来。”于是 ，家人兴冲冲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在县城里一个包装厂当工人。
“在青岛的几年时间里，下班后可以找能力强的朋友吃饭聊天，疏导自己的情绪，帮助自己上进。”刘亮亮说，回到家乡后，似乎很难再找到一种归属感了。“老家更像个避风港，闯荡中遇到挫折就回去，但你不可能永远待在避风港里。”
就这样，在订婚三四个月后，刘亮亮推掉了那门亲事，重新回到了青岛，寻找自己在这个城市的落脚点以及爱情。
全社会的挑战
“早上干干净净地去打车，没什么问题。干了一天下班了，再打车人家停都不停。下了班也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怕脏了人家的衣裳。”何江从20岁开始，先后去过江苏、北京、天津、青海等地的建筑公司，但他没有想过留下来，“总感觉和城里人有隔阂”。
对于下一辈想过上城市人生活的渴望，包括刘永民、何江在内的农民工除了感慨“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之外，也有上述的担忧。
“我不喜欢父亲那种‘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可能认为出来就是赚钱的，其他不用考虑，交际圈也是周围的几个同事。但我总觉得这种生活太无聊了。”每隔一个月，刘亮亮都会从城阳坐车到四方机厂附近找父亲聊上几句。
“你知道，其实说不了几句话。”刘亮亮说，两代打工者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父辈们想的就是赚钱回乡，养活一家老小，而刘亮亮想着如何在这座城市扎根下去。在这个被称为“东方瑞士”的海滨城市，他不想像上一代人一样，做一个对城市有过贡献的过客，“就完了”。
他给自己定的初步目标是 ，攒下一笔钱，做一个早餐点。再远处的目标是 ，经营管理一处农村经济合作社。
“没有几个想着再回到农村的，我们连地都不会种的。”刘亮亮说，在同龄人中，他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者。自己经常听同事说工作不顺利，然后就会想到辞职换工作，很难找到一种归属感。“我想这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现状吧。有时候，想摆脱现状却找不到动力，更准确点说是找不到能改变这种现状的方法。”
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据国家统计局监测分析，多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接近一半人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缺乏技能、稳定就业难、改善住宿难、落户难的问题。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新诉求，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难题，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
文/图 记者 朱艳丽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