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睡在桥下的流浪者。
11月23日，人民路附近，一位流浪者在立交桥下过夜。记者 孟达
11月23日，四方长途汽车站附近，一位流浪老人睡在桥下通道内 。
流浪者刘红卫的死再一次触动了人们的神经。11月的最后一天，一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死在了河南郑州的一座立交桥下。这位38岁的农民工白天揽活儿，晚上住在立交桥下。死亡前，刘红卫在那座四面透风的立交桥下已经躺了20多天。救助站的人和救护车都曾经来过，但又走了。而就在记者对流浪者救助盲区展开调查期间，12月12日，郑州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又冻死街头，而且是“无名氏”。
实际上，在青岛，类似刘红卫这样的务工人员，已经成为了救助站主要的救助对象。但严格参照法规，他们又不符合标准。而真正符合标准的流浪乞讨者，大多又不愿意接受救助，因为那是他们的职业。在法律对职业乞讨还没有任何界定的情况下，救助站就这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需要救助的大多不符合条件，而符合条件的大多不愿接受救助。
为了“自由”拒绝救助“救助站没烟抽，没酒喝” 他叫老管，住在海泊河公园内一处高架桥下。跟他聊了两个小时，他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只是，周围和他相熟的人，都叫他老管。记者见到他时，是12月10日晚上，那一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根据统计，今年12月以来，青岛市遭遇了近十年来同期最低气温。
对于寒冷，老管似乎不以为意。他依旧只穿了个大衣，衣襟就这么开着，里面什么也没穿。裤子是黑色的，记者也不确定是原来黑色的，还是因为太脏的缘故。裤子外层是一层油污，光滑锃亮。睡的地方，就是一床破褥子铺在水泥地上，盖着一些旧军大衣，破棉絮。铺盖上还散落着不少旧塑料瓶、一次性塑料盒等垃圾。
他手里正拿着个馒头，在吃一些不知道是买还是从饭店捡来的剩菜。过了一会儿，他放下馒头，开始在自己的铺盖里翻来翻去，每拣出一个废旧塑料瓶，就晃一晃，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扔了，一连扔了五个。
记者以为他在找水喝，问他要不要喝水。他一开始没说话，等了一会，他抬起头来说：“能不能给我买瓶酒喝？”说着，他还给记者指了指卖酒的地方，就在海泊河公园门口北边不远。“买瓶栈桥白干就中，三块五。”记者给他买了两瓶酒，一瓶栈桥白干，一瓶二锅头，还给他买了些火腿肠。看到酒后，他不住地感谢：“你真是好人。”但马上又说：“怎么不给买盒烟？”
他把酒瓶放在旁边一个小马扎的边缘上，用手一拍，瓶盖应声而落。他拿起一个塑料瓶，把酒全部从酒瓶里倒了进去。手一挥，酒瓶被扔出很远，“啪”的一声，碎在了地上，他哈哈大笑。两口酒下肚，他才愿意说说自己的经历。不过，他的话经常前后矛盾，逻辑也异常混乱。他说自己在中山路附近住，小时候还经常去春和楼吃饭。后来，又说自己家在平度，家里还有个老父亲。他今年五十八岁了，年轻的时候在青岛港“扛包”。“一袋袋的苞米，一下子能扛一百多斤。”记者听他的口音不像是青岛人，他生气地脱掉大衣，用手拍着自己裸露的胸膛说：“我敢保证，我绝对是青岛人，我家就住在四方路。”直到记者表示相信他的话，他才把大衣穿上。
对于为什么会住在这里，他一个字都不愿意说，只是重复“在这里住挺好”。
他爱喝酒，一天“必须三瓶酒”，他一顿最多能喝一斤半。他也爱抽烟，埋怨完记者不给他买烟后，他自己掏出压在铺盖底下的烟丝，熟练地卷了一支烟点上。他说自己一天至少得抽三盒烟，现在没有钱，只能自己卷着抽。老管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了，他的来历，很多人都说不上来。他说自己每天靠捡饮料瓶等废品赚点钱，但现在这个时候，很少能捡到。在一旁锻炼的一位老大爷说，老管还多次到人家家里偷东西，“被抓住了一顿好打。”现在，人家抓住他也不打了，“打够了”。城管、公安和救助站都来过，谁也管不了他。“救助站要接他过去，他说什么也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