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广东闯荡了18年的四川人郑强，至今没混上一间房、一台电脑，别说上网买火车票，连上网他都不会；
卖豆腐的江西人老李也没接触过电脑，为了买到两张回南昌的车票，他在窗口连续排了三天队；
做小生意的老董家里倒是有个电脑，但人都50多岁了，学点技术费了老劲，在家连抢两天火车票没成功……
湖南人老胡，有高中文凭、懂电脑，自认为是中老年农民工中的“技术流”，于是他挺身而出，打广告帮诸如以上这样的农民工兄弟代购火车票——但他连同他老婆一起被抓了，就像佛山那对因代购被刑拘12天的小夫妻一样。
虽然只在在派出所待了6个小时就被释放，但老胡夫妇很困惑：如果没有代购，这么多不懂电脑的农民工如何抢票？ 老实人进了派出所 1月23日，因帮农民工代订火车票并每张收取10元手续费而被刑事拘留12天的钟权桢夫妻取保候审，离开了肇庆看守所。连日来，面对媒体的不断约访，这对小夫妻躲了出去，表示“心情没有平复，要出去散散心”。
心情同样难以平复的还有老胡夫妇。就在1月20日，也就是钟权桢夫妻被查后的第10天 ，在隔壁村经营“重庆串串香”小吃店的老胡夫妇，因招揽“代购火车票”生意涉嫌倒卖火车票而被警方传唤。在派出所里，老胡夫妇被量了身高和体重，还听公安讲了法理。总共待了大约5个小时后，老胡夫妇被通知离开，等候进一步调查。
在外界看来，与钟权桢夫妻相比，老胡夫妇的遭遇似乎要幸运一些。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从派出所回来后的一周里，老胡夫妇的生活重心已经完全被这场“官司”占据了。
“我就是想把这事情早点了结。每天派出所都会来电话，随叫随到。每去一次，每接到一个电话，心就发慌。”老胡说，目前对于他代购火车票的行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两天他光打摩的去派出所就花了100来块钱。
而有了这一次进派出所的经历之后，老胡的妻子常常会从噩梦中惊醒。这个老实人满脑子都是算不算犯罪、会有怎样的处罚等担心。小吃店的原材料没有了，老胡嘟囔着去进一些货。妻子抛给他一句：干脆关门不干了算了。
“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了，认为公安都到你家来了，肯定是你有啥违法的勾当。”老胡妻子红了眼眶。
“你说，为什么要卖票？这真是我大半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老胡向记者倾诉着情绪。但转而又觉得自己的行为也没啥差错——“我又没有现场出票，这不就像帮别人从网上买件衣服吗？”
这几天，仍然有打工者找上门来买票。虽然嘴里抱怨，老胡并不推辞，该帮忙就帮忙，只是极力澄清：我不敢收取手续费了。别人看不过去，非要留下几块钱。这让老胡如临大敌。两方都在坚持，最后老胡妻子只好出来说，实在不行你给老胡买包烟算了。她猜，这样应该不算倒卖火车票了吧？
平生最恨黄牛党 老胡是湖南宁乡人，一年半前在佛山市张槎街道办事处村尾村经营一家重庆串串香的小店。店面不大，不过十来个平方，刚刚能放下两张餐桌。
别看老胡的店面小 ，却兼营收发传真、售卖游戏币、组装电脑以及代购飞机票。对于这两笔八竿子打不着的买卖，老胡的解释是兴趣使然。“不是靠电脑维持生活，更多的是充实时间，增长知识，现在电脑技术更新很快，不想让自己被时代淘汰。”
和老家的多数乡亲一样，老胡在结婚后就和妻子来到广东打工。凭借着高中文凭和爱琢磨的头脑，他学着做过十多年的电脑组装 、维修等工作。这让老胡的生活迥于同龄的异地打工者。“说实话，聚在一块，他们就是说酒、烟，要不就说赚了多少钱。我跟他们说不来这些。”老胡始终觉得，网络是一个好东西，“可以从上面发掘知识，不管和哪一个阶层，都可以聊得上。”
对于购买火车票上的每一个变化，始终想跟时代同步的老胡都深有体会。按照老胡的经验，在广东打工的20多年里，2003年之前买火车票都要到火车站的窗口去买。“
回家前的一个星期，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是为回家的车票发愁。白天工作，也在担心。”老胡说，等到老板准假有时间去车站买票时，不吃不喝排上一整天，排到自己了才知道窗口票早就没有了。
从佛山到长沙最低价49元、最高价80元，老胡和同乡们的票基本上都是黄牛党手里花280元～480元高价买来，有时候还买到假票。“一家两口回去一趟，半个月工资没了。”老胡说，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黄牛党。”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老胡一样，能够迅速地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我也知道电脑的好处。但经济方面不太宽裕，经常换工作，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没想着买。”1995年从四川老家来广东闯荡的郑强3年前来到张槎街道的一个砖厂里当工头。除了干活，他最多的时间就是和老乡们蜗居在砖厂提供的狭小空间里。
老胡所在的张槎街道位于佛山市西郊，有“针织之城”的称号，下辖的各村基本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针织企业，也因此汇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广西人、四川人、江西人、山东人，他们操着各地的口音，以200元/间的价格租住在村子里，经营小吃店、开摩的或者到厂子里当工人。业余时间，村子中心的商业街是他们最好的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