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淑凤的病情现已稳定，还能干家务，但年迈父母仍担心她将来没有依靠没有出路。
2009年黑淑凤再次犯病后又被家人关进了小黑屋，经过本报报道之后，才又得到救助重新住院治疗。
脑子清醒时，20岁的李明（化名）不止一次向父母念叨着：当时要是家里有人看着我，就不会有那样的事儿发生了。
“那事”是个悲剧。201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这个刚上大一的男孩突然精神病发作，在四方区人民路附近的家中将年过八旬的奶奶杀死 ，也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而在这之前，李明的家人已经与“精神分裂症”斗争了两年的时间，他们穷尽一家之力，试图挽回这个男孩，可终究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
类似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
精神病人伤人的连续报道，将这个群体以近乎残酷的方式拉回公众视野。这是一个足够危险且未被充分重视的群体，由于精神病人监护和救助体系的巨大空白，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被禁锢于家中，或被放逐于城市乡间，成为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家庭无能为力，医院力不从心，社会力量过于薄弱，谁来监护精神病人？需要一个回答。
疾病突如其来
即便到今天，李明的母亲也时常会困惑：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在母亲的印象里，李明性格温和内向，从不跟人吵架。至于他和奶奶之间的小温情，亲人们也能回忆起很多细节。每年的糖球会，李明都会主动带奶奶去逛一逛。别人带他出去吃顿好吃的，他也想着给奶奶带点儿回去。还有几次，在街头看着奶奶买菜回来，他也抢着去帮老人提到楼上。
如果真要追溯的话，李明是在高三下半年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偶尔会言行紊乱、怀疑有人要害他。家人们都把这些看作“考学压力”的副作用，并没有太在意，有时还会教育李明：你以前不这样啊，不好好学习怎么还学了些毛病？
高考成绩出来，李明考了500多分，被省内一所本科院校录取。这个成绩并不理想。不过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足以让家人相信这种学业压力带来的“副作用”也会随之消解。
临近开学，李明愈发冲动，听到门响也害怕，有时会摔东西砸玻璃。父母认为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把他带到医院。结果，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听到这5个字，李明的父母蒙了。
“就像一个魔鬼侵入了大脑这个司令部，言语和行动都不受正规指挥了。”四方区广济心理医院副院长于衍治和精神病患者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介绍说，九成以上的精神病患者都属于精神分裂症。
这种症状的临床表现是，精神病人发病时容易产生幻觉，对其行为失去自控能力，极易发生恶性案件，其周围的任何人或物都有可能成为其侵害对象。
目前，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末完全破解。大样本人群遗传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亲属中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数倍，血缘关系越近，患病率越高。另外，不良的生活事件、经济状况、病前性格等社会心理学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都可能起到诱发和促进作用。
李明的三代直系亲属中，确系有精神病史。不过，精神疾病只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疾病，并不都会遗传给下一代。
“平时捣蛋调皮最后这样也就认了。儿子从小很懂事啊，家里条件困难，他也不说要根冰棍买个零食啥的。”小学时区作文竞赛第一名、初中时当班长，像每个家长一样，李明的母亲也牢记着孩子成长中的每一次荣誉。她想不通，这种概率性事件为何让儿子摊上了？
家长们好久都没缓过神来。医生提醒说，千万要把病历藏好，别让熟人和孩子知道。万一孩子知道了这种病接受不了，不利于治疗。面对医生要求住院治疗的建议，俩人束手无策。
李明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没有固定收入，刚刚给孩子交上的6000元学费还是李明母亲摆地摊攒了三四年攒出来的，哪里还凑得起住院需要的1万元押金？只能央求医生，尽量开些疗效好的药物，带回家去。
圈不住的“不定时炸弹”
就这样，李明带着这些药物开始了大一生活。但没上几天学就因发病休学回到家中 。为了避免李明伤人和自伤，有一段时间，李明的父亲索性每天都待在家里，看着儿子。
有数据显示，青岛市现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约130万人，其中危害性较大的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有近9万人，他们的家属几乎都像李明的家长那样，日夜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没有人能精准地知道病情会在哪个瞬间爆发。将病人“圈定”在家里，全天候形影不离地看护着他，是很多精神病患家庭的普遍做法。
算起来，家住李沧区的赵叶已经有5年没有出过家门了。2008年，赵叶还在上小学时，因为上厕所听到了几声炸雷，受到惊吓，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病情发作时，赵叶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会猛打自己耳光，也会撕咬别人。不得已，她的母亲只能天天待在家中，连买菜买饭都要靠邻居们的帮忙。另外，她还需要戴上一双手套防止女儿抓伤。
更为极端的，一些农村家庭将患病的家属像关动物一样关在小黑屋或铁笼子里。本报曾多次关注报道的李沧区精神病患者黑淑凤就有过这样的遭遇。在过去的17年里，黑淑凤的精神分裂症将家人折腾得筋疲力尽。“就像守着一颗不定时炸弹啊。我这身体就是这样被糟蹋的。”7月25日下午，黑淑凤64岁的老父亲黑明木摊开双手，向记者比划出一个炸弹爆炸的造型，摇头叹气。
后来经过本报报道，黑淑凤走出了铁笼，由青岛优抚医院免费治疗。这几年来，黑树凤病情明显好转，平时一般会呆在家里。但也有两次家人没看住，她还是从家里偷偷溜了出去，最长的一次在外面待了20多天。
不可疏漏的监护，是压在精神病患者家属肩上的一副重担。而另一个回避不了的难题是，对于多数精神病患者家属来说，养家糊口的重任在身，总待在家里监护患者也不现实。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
在家陪伴了儿子一段时间后，李明的父亲还是选择外出赚钱。为了防止儿子病发伤及老母亲，李明的父亲在高新区租了一套房子。没多久李明又吵着回奶奶家。想到医生叮嘱过，“他愿意摔就让摔，你们顺着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发泄完了就行了。”李明的父亲又把儿子接回了老家，照样给他拔罐、按摩，尽可能尝试各种治疗。
去年12月17日中午，李明被父亲带着去做了个拔罐。之后，他父亲离家上班，留李明和奶奶两人在家。当天下午，李明多次电话询问父亲“你在哪儿，你挺好的吧”。次日中午，李明父亲打开老母亲的房间，发现了残忍的一幕：孙子杀了奶奶。血缘至亲遭此厄运，李明的父亲几度近于崩溃。
80% 重度精神病人流散社会
今年2月，李明经司法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根据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诉法，实施暴力行为过程中患有精神疾病者，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仍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的可能性的犯罪嫌疑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6月17日，青岛市北区法院下达了强制医疗决定书。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这段时间以来，李明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有时候会向父母和医生表达重新上大学的渴望，但更多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沉默不语，连父母也不知道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封闭着什么。
“有那么两回，说是睡觉，躺在那里，眼角窝里有泪呢。”他的母亲也只能从这些细节里去猜测，这孩子心里又在难受了。
血案发生之后，李明才有了系统治疗的机会，但治疗费依然无人承担，这多少让人有些无奈。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曾于2003年制造过一起命案的胶州市胶西镇精神病人王国成在杀死了自己的老母亲后，才由当地民政局出面与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签订了长期合同，被送进医院治疗。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精神病人黑淑凤何时能入院治疗也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曾保守估计，全国范围内的1600万重症患者中，只有20% 到医院就医，80%流散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李沧区的赵叶母女，现今每月只能靠着1500元的残疾人补贴和低保金生活。曾有好心人曾联系医院，但被告知床位有限，目前也只能继续靠在家中“看守”。
除了自身受困于治疗费用的原因，一些病患之所以被挡在医院大门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精神病医院本身的救治力量也有限。
“现在600多张床位，病号有900多个。”张永东告诉记者，目前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护人员的编制是300人，远远不能适应病号的要求。理想状态下精神病院医患的比例是1：1.5，实际情况是1：0.5都达不到。
也是因此，对于新入院的病号，该院在住院申请书上特别注明了一项内容：因医院病房床位有限，提出申请后，应该顺序住院。另外，病床的周转率也被纳入了医护人员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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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频上街伤人
有数据显示，按青岛市870万常住人口计算，全市现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约130万人，其中危害性较大的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近9万人，其上街伤人事件也随时见诸报端，仅最近两个月就发生了数起：
今年6月13日，在四方实验小区的一处小区广场上，一名身材高壮的精神病人动手打了一对乘凉的母女，后又持刀将小女孩的父母砍伤。
6月4日傍晚，在华阳路附近，一男子用被子将一位玩滑轮的女童抱起来就走，幸好被市民拦下，后被证实该男子有精神病。
6月4日当天，城阳区流亭空港新苑小区一住户家中，一男子突然发作精神病，挥刀乱舞，把他的家人都吓出家门。家属喊来警方才将其制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月18日，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趁着司机去调度室找东西的空偷偷开走612路公交车，一路从辽阳东路开到流亭立交桥，途中还撞了两辆私家车和一辆出租车，好在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早在2005年就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重性精神病人的严重肇事肇祸案件已经超过万人次。这个群体的收治问题，亟待关注和解决。
实际上，就在几年前，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行政楼也被用作老年科病房 ，行政人员搬到了另外一座小楼里。
张永东期待着，未来医院搬迁到新址后，能够缓解这种资源紧张的形势，接纳更多的病患就诊。采访过程中，青岛市优抚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现有床位满足不了需求，该院目前正在扩建病房。
社区康复在青刚起步
现在，病情有了改观的李明不止一次憧憬着赶紧出院继续学业。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医院只承担短期性的救助、遣返功能 ，通过治疗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才是根本。
新《精神卫生法》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不过，这一点在具体的操作中，还得需要医生评估病情。“如果症状缓解了 ，危害行为消失了或者能够适应社会和家庭生活，达到在家里坚持服药坚持康复治疗的程度了 。经过主治医生和上级医师的核准后，可以出院。”
或许不久之后，李明就能够达到出院标准。问题是，治疗的过程还远未结束。
“精神病人一大特征就是与社会脱节。要让精神病人真正回归社会，必须要他们适应社会生活。”于衍治说，通过早期治疗、早期干预，治愈率只有30%。而精神病的特点就是复发、多变，且复发没有一定的固定因素，因此后续治疗相当重要。在此过程中，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非常重要。
说到社会支持系统，张永东对杭州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印象深刻。当年他去杭州考察时，发现社区的办公地点也不大，但专门辟出一个500平米的地方作为精神病人的康复站。在这里，中午管饭 ，晚上回家，社区内的精神病人们有了一个集中的去处。他们在一起做简单的手工艺品，每件有定价，最多的一个病号一个月可以赚到 1000元。
这种工疗站的日常维持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投入。“有助于病情的稳定，减少复发，也是解决社区精神病患者就业并向社会过渡的有效途径，促进精神病人的全面康复，最终回归社会。”于衍治说，正是因为本身的积极作用，像庇护工厂、工疗站等这种模式在南方一些城市已经得到推广。
而在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把精神病人转向社区治疗作为国策，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也制定了精神病人的收容法、监护法，鼓励病人在社区照管。经验表明，社区治疗作为在家看护和住院治疗的缓冲地带，能够减少复发率，减轻病人家庭的经济及精神负担。
如今，青岛的社区治疗刚刚起步。例如宁夏路街道的20多名中轻度智力和精神残疾者一周五天都可以到社区中心，接受康复培训，中午可以就地吃午饭 、午休，晚上回到各自家中，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埋单 。目前来看，这种方式确实较受患者及其家属欢迎。
托养机构亟待扩容
不过，在青岛，能享受到社区治疗待遇的精神病患者仍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精神病人出院后，依旧要靠亲人照管。以市北区兴隆路街道办为例，街道办大约有200名精神残疾人，属于一级、二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有近100人。这些精神病患者大部分都在家中由监护人负责，少数送到了广济心理医院安养。至于工疗等，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条件还达不到。
让精神病人家属觉得雪上加霜的是，社会上对这一病症的歧视。李明的妈妈说，现在有时街上遇到熟人人家一撇嘴，也不打招呼。黑淑凤一家在村里也受尽邻里白眼。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得上这种病啊？”开始，李明的妈妈觉得委屈又愤然。时间长了 ，她决定跟命运妥协——熬吧。
实际上，政府也在逐年加大投入，以期实现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康复、托养期望。
记者从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青岛市残联等部门了解到，本市近年一直在加大对残疾人的收治、托养工程方面的投入。其中托养工程可分为三种方式 ，分别是机构安养、社区托管和居家托养，部分精神病患者也可申请享受这样的待遇。目前，由于申请托养服务者人数众多，而收治和托养机构床位有限，仍有大量患者掉入收治或托养真空，不少区市的托养机构仍亟待扩容。
除此之外，各区市政府也有一些针对本区贫困患者的一些救助，例如在市南区，截至2012年9月全区投入21.8万元为410名符合条件的精神残疾人提供了三轮免费服药活动，原四方区则从2012年起，将低保、低收入精神残疾人免费服药标准由每人每年400元、60元，统一提高到每人每年600元。精神残疾人免费服药受益面覆盖到低保边缘精神残疾人 ，重度精神一级残疾人在享受现有残疾人补贴基础上，每人每月再给予50元的特殊生活补贴。
这些帮扶措施，对于李明、赵青、黑淑凤等等患者及其家属来说，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正如黑淑凤父亲所言：“有，总比一点也没有强吧。”
文/图
记者 朱艳丽见习记者 孙桂东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