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城——
抵御惊恐的坚守
“12月12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当时,城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居民已经逃入难民区。”1984年,韩湘琳接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采访调查时回忆。
《拉贝日记》则详细记录了那一夜的惊恐与慌乱:“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
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48小时没合眼的拉贝,抱着“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的想法,终于躺了下来。可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却失望地被空袭惊醒,炸弹又一次如冰雹般落下。
这天早晨,韩湘琳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韩湘琳生前接受调查采访时说。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身居要职的韩湘琳抵御着内心的恐惧,陪同拉贝紧急应对各种灾难,到现场巡查,阻止日军暴行,救援受难民众,向日方提交抗议。
肖昭华介绍,韩湘琳带领粮食委员,在日寇的阻挠和掠夺下继续抢运采购大米、蚕豆和维生素,使各个难民收容所的配给基本得到保障。为妥善安置西门子难民所内的130多户人家、600多名难民,韩湘琳与西门子员工采购了大量的毛竹、芦席和稻草,让难民在院内搭建窝棚栖息。“他组织青壮年日夜巡逻,严防日本兵翻墙入院施暴。尽管如此,由于韩湘琳和拉贝经常开车外出奔忙,日军士兵天天来强抢暗偷,借走汽车,掏空口袋,韩湘琳为了阻挡日军,还被狠狠打了一拳。”
沦陷——
杀戮与抗争
夜幕滑落,华灯初上,繁华的中山路灯火辉煌,躲在巷子里的拉贝故居静谧安详。如此平和的夜,在76年前的那个冬天,真是种奢望。
祖籍山东的老人李俊,是第一批进入西门子难民收容所避难的难民。当年的他是个13岁的顽童,如今的他已是行动迟缓的耄耋老人。面对记者,他倾力搜索着脑海中的残存记忆,无论是说起自己目睹的日军残杀暴行,讲起自家7位亲属被杀害的惨痛,还是念起母亲为中国伤兵换衣逃生的英勇,均面无悲喜。唯有想起他在小粉桥1号度过的几十个日日夜夜,提到他的“胖子”同学、韩湘琳的大儿子韩克宽,话语间才多了激动。
“我的老表穆道喜,住在珠江路4号,他家的后门就对着拉贝公馆的门。他家正好在安全区里,我们一家六口11月份就住了过去。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警报一拉响我们就去拉贝公馆避空袭。老表家开小杂货店,拉贝公馆有个工作人员姓许,经常出来买东西。他告诉我们说,拉贝公馆准备收容难民,你们可以进去。我们一大家子56个人,都住了进去。”李俊回忆,当时拉贝公馆的院子比现在大得多,难民沿着围墙搭起棚子,把稻草铺在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人靠人,特别挤,不过当时人际间的关系相当好,互相谦让,大家后来会换着睡,你睡醒了,我去睡。”
对于拉贝与韩湘琳,李俊印象极深,他说拉贝脾气很大,韩先生人很和善,没有发过脾气,也不嫌脏。“拉贝公馆虽是拉贝的家,但具体的事情却是韩先生管,难民的吃喝拉撒、人员进出、秩序维持都是韩先生负责,难民们也很听他的话。”
与李俊一同经历这场劫难的老伴丁正兰,既是他当年的邻居,也是山东老乡。性格爽朗的老太,说起话来嘎嘣脆,可回忆起那尸体遍布、血水长流的恐怖画面,她还是下意识地用手捂起双眼。
“拉贝的孙子也来见过我们,今年大屠杀纪念日,还邀请我们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呢。”说起这些,丁正兰老人语气坚定。
近90岁高龄的李俊竟然记得如此之多的细节,令记者感到弥足珍贵。当然,作为一个孩子,有些事情的真相他很难了解全面。就像他清晰记得难民时常要遭到日军的盘查和骚扰,“日本兵带着汉奸,到拉贝公馆查中国兵,怀疑其中的两个难民是中国兵。韩湘琳和拉贝出来交涉,说他们不是兵,他们头上的帽沟、手上的老茧是长期挑担卖鱼造成的,这样才把他们放了。”他却不知道,在这次以发放“安居证”为名,强令南京全体成年难民集中登记的行动中,被拉贝与韩湘琳掩护起来的,的确有抗日空军军官、陆军上校、政府官员,他们或改名换姓瞒报职业,或者干脆以西门子员工名义出现。韩湘琳还曾帮助一直藏匿于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空军机长汪汉万,弄到一张通行证,让他以佣人的身份跟随拉贝到了上海,再转道抵达香港。
“韩湘琳借难民登记之便,编制并且保留了按有难民指印的《在西门子南京分公司难民收容所避难的难民登记表》原件。清单共有79页,原件转交给了西门子洋行的卡尔·弗里德里希,现存放在西门子洋行档案里。直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赴德国考察,才发现并复制了这份登记表,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登记名册。”肖昭华向记者展示这份难民表的图片,韩邹翠珍、韩克宽、韩大器(后改名韩克仁)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前列,籍贯一栏则写着“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