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济南清雅居公租房选房,大批市民和单位职工前来选房。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2月18日,选到公租房的梁红梅乐不可支。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2月19日晚,在一口气给习近平写完信,告诉他“自己选上公租房了”之后,梁红梅的手还是紧张地颤了几下。
在写信前,曾经有人问她,如果你不是在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巧遇习近平总书记,你能不能选到房?
答案很肯定,“能！”实际上,国家政策正在对梁红梅们一步步放开,仅济南,今年就有8929套公租房向外来务工人员敞开大门,帮助他们留下,并且是有尊严、平等地融入这个城市。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喻雯
进城那一年
明年年底就可以搬到新选的公租房里了,这次的“家”将是稳定的,虽然未必是永恒的——直到梁红梅在济南买了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城市呆了11年,现在终于有‘家’了,公租房是国家的,国家的房子意味着稳定,这是国家的。”12月19日晚,梁红梅咬准了字眼,着重向本报记者强调“国家”二字。
这已经是梁红梅计划着第四次搬家了。前三次,她从平房搬到与人合租的楼房,又搬到弟弟家暂住,虽然楼层在不断加高,位置在向市区不断靠近,但她的心却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
德州齐河人梁红梅2002年从济南市历城第二职业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缝纫女工。最初梁红梅每月工资500多元,属于实习期工资,半年后,才涨到800多元,改为计件工资。
她的第一个“家”是联四路上一个村子里的平房,一间屋,十几平米,每月租金100多元,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连衣服都没处放。冬天,屋里冷得能结冰,那年刚刚18岁的梁红梅还不怕冷,大冬天的跑到外面去逛街,从泺口服装城到老东门市场,再到泉城广场,她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也是在2002年,刘占洪从菏泽单县老家来到济南,在一家银行做保安,每月工资720元。
跟梁红梅一样,刚到济南的刘占洪也觉得一切都新鲜。他喜欢上了城市里的红绿灯,为了看更多的红绿灯,他常常会往公交车里投上一元钱,从城东坐到城西,然后透过车窗看外面的高楼、时尚的行人,甚至喜欢汽车排出来的尾气。
梁红梅从来没想过买房,而刘占洪也只有在买了彩票后才会灵光一闪般想到买房,直到媳妇禁止他再买彩票。
城市“夹心层”
虽然买不起房,但梁红梅得搬家,2008年她跟丈夫相识成家后,两口子租了单位附近的一处楼房,两室一厅,每月800多元租金。这个价钱太高了,小两口就跟朋友合租,一家占一间屋。
“不是自己的房子,就得担心随时被轰走。”2010年,有了孩子后,两口子再次搬家,跟着父母搬到弟弟家暂住。弟弟不在家时,一家三口挤一间卧室,弟弟回来了,梁红梅一家就得睡客厅。
而刘占洪在熟悉了济南大大小小的红绿灯后,他开始明白,720元根本不足以让他在这个城市站住脚。他和媳妇后来在历下区甸柳社区吉祥苑附近开了一家单县羊肉汤馆,又在燕山银座北边租了一间平房。尽管儿子刚出世,但他咬咬牙,还是没舍得租一处带暖气的房子。
2010年11月,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城市融入状况调查研究》,其中提到,仅27%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未来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22.3%的人打算先赚钱再回农村老家,近半数(49.6%)持观望态度,表示看情况决定。
“不是不想留,而是留不下。”梁红梅告诉本报记者,城市房价噌噌地涨,他们的学历不高,不可能给这个城市做什么特殊的贡献,留下的唯一途径就是买房,“可眼看着一些城市白领都买不起,我们就连想也不想了。”
梁红梅的工资逐渐从800多元涨到1000元、1500元、2000多元,还在厂子里入了党。经过8年的浸润,单从外表和言语上看,梁红梅已经和济南本地人没什么两样。但梁红梅自己知道,她不是。她没户口,没房子,后续的孩子上学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梁红梅老公在济南一家物流公司工作,两口子每月收入加起来有5000多元。8年来,他们对济南已经像德州老家一样熟悉,他们偶尔也会产生错觉,觉得自己是济南人。有人把他们划入城市“夹心层”,梁红梅一笑说,“那我也是‘夹心层’的底层”。
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走到了梁红梅这个阶段,他们通过找单位或者做点小生意,收入能够在城市里站住脚,虽然是处于底层,他们对这个城市已经像自己老家那样熟悉,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只是进城了。
“有时候晚上出去散步,看到外面灯红酒绿的,我就问我自己,这些跟我有关系吗?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我是在外面的,那不属于我的生活。”
这跟我有关系吗
但城市的大门已经在向梁红梅一扇扇打开,只是她自己还没意识到。
2011年全国两会上,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对公租房建设提出建议,并讨论廉租房是否可对农民工放开。
那一年,济南市启动对公租房的预登记,因为当时一些城市出现了公租房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济南市在全市摸底调查、预登记,然后根据实际需要盖房。
梁红梅所在的元首针织有限公司参加了预登记,但梁红梅对这些不知道。她只是偶尔看看报纸,她总觉得报纸上登的都是国家大事,“跟我没啥关系”。
济南公租房申请真正启动已到了2013年,这次申请比几个月前试点时操作得也更为成熟。济南市推出了公租房房源14608套,分布在3个地方,其中西蒋峪项目有2594套、清雅居项目6014套以及文庄项目6000套。公租房的申请准入门槛,取消了收入和户籍的限制,这也是外来人员首次纳入济南市住房保障范围。
原本截止时间是4月30日,但济南市有关部门怕有需要的人还不知道这项政策,错过了机会,就把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6月30日。
梁红梅还是没动静,她对政策不了解,觉得这个跟自己没关系,“作为一个外来户,我怕我得来的是空欢喜。”
一直到了5月16日,已经是申请的最后阶段,梁红梅的一个同事申请了,公司领导也催她了,梁红梅才鼓起勇气报名,赶上了申请公租房的末班车。
与梁红梅一起,元首针织有限公司共申请了26套公租房,1套在西蒋峪,25套在清雅居。
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梦吧,梁红梅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太当真。所以,11月27日那天,正值休班的梁红梅跟车间两个小姐妹一起,来到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咨询住房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
就在那里,她偶遇了来此视察的习近平,习近平跟梁红梅握手,还问了她七八个问题。当时有两个场景让梁红梅记忆深刻,一是在住房保障窗口,工作人员向习近平介绍,前几天济南公租房摇号,一共9000多人摇上,其中农民工占了36%多。工作人员解释,只要在济南有工作,参加了社会保险,就可以参加公租房的摇号,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在子女教育窗口,工作人员解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能上学,而且济南跟一些大城市不一样,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和本地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而不单设打工子弟学校,这样能让农民工孩子从小就融入这座城市。
听到这两处“没有歧视”的介绍后,“总书记很高兴地点点头。”
习近平祝福梁红梅,希望她能尽早住上公租房,孩子能尽早上学。
回到车间后,大家争相跟梁红梅握手,梁红梅第一次觉得,也许仅仅留下不是他们的目的,有尊严、平等地融入这座城市,才是他们和国家一致的追求。
一步步覆盖
梁红梅的同事李阳也选到公租房了。小伙子今年26岁,在元首针织做烘干工,老家在菏泽单县,今年刚谈了个女朋友。按照以前的政策,未婚员工只能申请集体宿舍式的公租房。但在去年,济南市房管局到各大企业调研,与一些单身职工交谈得知,他们也希望能有个相对私人的空间,解决恋爱、结婚问题,哪怕是空间小一点的过渡住房也行。
于是去年5月份,济南市出台《关于扩大外来单身职工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标准的通知》,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市户籍人员申请公租房全面实现“同城待遇”,年满25岁的外来单身职工,此前只能申请多人合住的集体宿舍,现在也能申请一室户成套住房了。
李阳申请到了一套50平方的一室户公租房,他把婚礼定在了明年,婚礼将在新申请到的公租房里举行。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李阳从来不敢想买房的事情,甚至连租一处带暖气的房子他都不敢奢望。本来,李阳已经打算有了孩子后就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现在,他不用再担心孩子生下来后就跟自己分离了。
城市的大门还在继续打开,梁红梅已经咨询清楚,清雅居附近就有几所小学,她可以到所在区教育局报名,由教育局统一分配学校。“听说老师五年一轮换,那学校的教学质量应该都差不多吧。”
梁红梅在清雅居将居住到她自己买得起房子为止,济南公租房有明确的退出制度,合同一签三年,但每年都会审核,只要住户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们就得退出公租房。但梁红梅已经放弃了买房的念头,单位周围最便宜的房子也已8000多一平米,二三十万的首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凑齐,这里就是她的家了。
刘占洪依旧徘徊在他的平房里,冬天来了,他在屋里冻得直跺脚。听说济南公租房公开摇号后,他也找人打听过,但此次申请都是通过工作单位来进行,还不包括没有工作单位的外来务工人员。
卖羊肉汤的他暂时还没有机会。但他盼着,有一天,他也能住上崭新的公租房,夜里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闪烁的灯火。
有关的和无关的
选上房子这几天,有人问梁红梅,这跟你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有关系吗?梁红梅回答:没关系。无论有没有那次偶遇,她都会住上公租房。
可梁红梅想跟习近平总书记写封信,这个念头在别人看来也许很疯狂,但梁红梅突然觉得,看似遥远的国家和渺小的个人,其实可能没有那么远。
“这次跟我一起选上公租房的还有几千个外来务工人员,明年年底我就要搬新家了,想请总书记来我家里坐坐。”梁红梅一气儿写完信,最后要在信封上写收信人姓名时,她的手颤抖了。因为紧张,第一次,她把“习”写成了“司”,第二次,她终于一笔一画写出了“习”字。
做完这件“大事”后,梁红梅才觉得,报纸电视上的那些“国家大事”其实跟自己息息相关。
就在12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刚刚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自己就在城镇化过程中受益,但梁红梅拒绝更多的关注,她从心里抵触外界对她“外来务工人员”身份的无限扩大,她不想有人总在提醒她,你是外来的,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梁红梅说,她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有房住、有车开、吃喝不愁,孩子上学方便。然后她反问记者:“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梁红梅的单位可以给她提供集体户口,梁红梅想要,但最终没要,她觉得这个对孩子上学帮助不大,对于这个代表着她是否济南人的小卡片,她又爱又恨,“我真的很纠结。”
纠结的又何止她一个人,在农民工进城的滚滚洪流中,数以亿计的人的身份和命运正在发生着改变。让人欣慰的是,制度保障正在向他们覆盖,而梁红梅选到房真的跟遇上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关系。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