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铃
▲陶号角
◥笛柄杯
蚌形响器
□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李 玉
在桃花灼灼的春谷地,在杨柳依依的古道边,在蒹葭苍苍的大河畔,在大雪纷飞的碧海边,远古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鹤鸣于九皋,闻呦呦鹿鸣于原野。
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先民们以自然为师,创造出令今人为之折服的音乐。只可惜,艺随人亡,远古的质朴音乐无法保存,但在先民生活、劳作过的地方,偶然出土一些原始乐器。大音无声,让今人得以管窥洪荒时代,那些满载神秘色彩的余音阵阵,不绝回响。
号角声中奔文明
“从现存远古传说可以看出,音乐起源于劳动,并与巫术、原始舞蹈、诗歌融为一体。” 日照博物馆文博馆员张雪晨介绍道,各个文化遗存地区出土有原始乐器,如陶埙、陶角、陶铎以及用禽兽肢骨制成的骨笛等。据悉,1986年—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先后发现了18只7音孔、8音孔的骨笛。经测定,这些骨笛距今约7920年,这是目前我国音乐文化可追溯的最早年代。
“乐器是音乐表现的手段和工具,是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有着鲜明的时代属性和区域特色。日照作为东夷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张雪晨分析说,在日照考古史上,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件史前时期的古乐器,也发现了一些在中国史前音乐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图像文字资料,“这对研究日照史前音乐发展史,研究东夷地区乃至中国的音乐起源意义重大。”
在原始乐器方面,令人感到惊叹的是莒县陵阳河遗址19号墓出土的完整牛角形陶质号。1979年山东省博物馆和莒县文物管理所,对以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遗址联合进行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成果丰硕,除发现7种类型13个单字的图像文字,由滤酒漏缸、瓮、尊和盆组成的成套酿酒工具外,在19号墓中还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牛角形陶号角,这是大汶口文化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这件陶号角为泥质夹砂,长39厘米,形似牛角,喇叭口,中空,外表饰瓦纹,中部饰篮纹,两端有孔,吹孔在尖端,吹之声音可传数里,且有韵律。同时,在7号墓中也出土一件残牛角形号,质地为泥质黑陶,残长16.5厘米、口径3.6厘米。而在大朱家村遗址26号墓内也出土了一件残陶牛角形号,泥质褐陶,可惜已经难以复原。
据悉,陶号角是从牛角演变而来的,由此推测原始先民最初可能使用过牛角来吹奏,因而牛角可能是最古老的吹奏乐器,只是易腐朽而未发现实物。对于陶号角的用途,有专家分析称:不应是专用的娱乐乐器,大概是部落举行集会活动,如战争、祭祀、喜庆聚会时用以会聚部落群体的信号乐器。
莒县博物馆研究员苏兆庆对陶号角也有精彩解读:“陶号角是大汶口文化以前考古史上仅有的发现,极为罕见。墓主生前当有特殊身份,它象征着东夷民族已经出现了军事领袖。莒地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向着有组织有纪律的文明社会迈进,在东海之滨吹响了向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
空柄杯中有笛声
如果说陶号角是先民们从牛角的造型得到灵感,那同样出土于陵阳河遗址的“笛柄杯”则充满了先民的智慧。
陵阳河遗址共发掘、发现高柄杯600余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但造型大都比较简单。根据柄部型制特点,大致可分实柄、空柄两种造型。实柄的一种,陶质较粗,陶土未经淘洗,皆泥质灰陶,体态厚重,制作极端草率、粗糙,火候很低,无任何使用价值,纯属为陪葬所制之冥器。
而在17号墓中却出土了一件独特的空柄杯,通高16.4厘米,柄圆中空,粗细均匀,柄中部饰两道竹节纹,柄部两侧各雕镂一大小相同、不相对称的镂孔。它的独特之处有三:第一,杯柄奇细,仅与今山东一带所产毛竹之茎粗细相当；其二,杯柄装饰竹节纹,这种纹样在过去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高柄杯中从未发现；其三,镂孔特大,其大小与现代竹笛吹孔雷同,且不成行,不对称。
更为独特的是,如果按堵柄部的一孔或底孔,或者同时按堵其两孔,横吹陶杯柄部的另一镂孔,可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山东艺术学院横笛专家曲广义教授经过试吹与测音,证明柄孔的音响,都有固定的高音,并能演奏简单的曲调,音响清脆、优美、悦耳动听,与现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
这种泥质黑陶空柄杯由此得名“笛柄杯”。考古人员继而起疑,在我国诸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的高柄杯一类器物,就其柄部造型而言,没有一个与之相同或者相似的,而高柄杯的镂孔也没有一个能吹奏出音响。生活在陵阳河一带的先民们,出于什么目的制作这一器物,它的原始用途到底是什么?出土它的17号墓为考古人员猜破这一谜题提供了依据。
陵阳河17号墓墓室构筑巨大,随葬遗物异常丰富。其中,猪下颔骨33件,陶质器皿157件,其他类遗物两件。出土陶质器皿是陵阳河遗址中,随葬遗物最多的一座墓葬。随葬陶器大致分辨出原始用途的有:盛储酒曲发酵器皿陶尊,沥酒或滤酒器漏缸,大型储酒器皿陶瓮,另有饮酒所用器皿,如单耳杯、觯形杯、小型单耳杯等,总计达100余件。
这些陶制器皿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盛储酒曲发酵的陶尊,在其颈部刻画一寓有祭祀含义的滤酒图象,图像涂朱。有墓葬出土材料综合观察,17号墓主生前应是氏族上层显贵或氏族领袖一类人物,他在氏族内部分司为职主酿酒。由此就不难对笛柄杯的用途作出推测:应是5000前时陵阳河一带大汶口人,为了多产酒、产好酒,在酿酒时举行祀典,用以对神灵进行祈祷、祭祀的一种礼器。
“民族志、文献资料反映,原始社会乐舞不分。音乐、舞蹈是一种祀典。在举行祭祀典礼时,往往以牺牲献祭,并伴以歌舞。他们认为,音乐、舞蹈有通神的作用。”张雪晨介绍道,陵阳河17号墓发现酿酒时进行祈祷、祭祀典礼用为礼器的高柄杯,柄部仿照竹制笛一类吹奏乐器而做,就不难理解了。
陶铃清脆多变化
向海而生的日照地区的先民们,除了制造出陶号角和笛柄杯这类的吹奏器物,还创造了其他令人感到有趣的乐器,这种乐器颇像今人哄孩子的玩具。在日照市博物馆的展厅里,就收藏有一件不可多得的史前乐器珍品——陶铃。这件物品发现于东海峪遗址,为泥质黑陶,通体磨光,形如蚌壳,呈椭圆形,两侧有对称弧形缺口,一面镂4个小圆孔,另一面靠边沿处留有两道对称内弧形的开口,器高4.3、直径约9厘米,腹内放7粒直径8毫米—9毫米的泥质陶丸。
“如果观察就会发现,这个陶铃应该是两片厚薄均匀的泥饼合并在一起,再经手工修型,合并前放入7粒泥丸,最后烧制而成。”张雪晨介绍道,该器形设计非常合理,使用时两指捏住侧边对称的凹缺口摇动,使小圆球撞击器壁和相互碰撞而发音,用手指控制镂孔的开、合,可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声响清脆悦耳,富于变化。
同时,在日照地区附近的胶南等地也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铃。1985年在胶南县塔山乡西寺遗址出土了1件蚌形响器,泥质黑陶,形如蚌壳,呈椭圆形,壁薄细腻。两侧有对称弧形缺口,口长7.5、宽0.5厘米,缺口两端各有一凹形槽,便于两指捏住。蚌体分为上下两半,腹部有4个小圆孔,器内有3个泥制小圆球。使用时两指捏住摇动,使小圆球撞击器壁和相互碰撞而发音,其声响清脆悦耳。这和东海峪遗址的那件很是相似。
“严格地说,这些陶铃还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乐器,更多为信号乐器一类。陶铃属打击乐器中的摇响器,摇响乐器是史前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类乐器。陶铃发出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具有较强的节奏,并能给人以愉悦的音响,作为伴奏乐器,它应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张雪晨分析道,由于此类乐器在日照发现的比较少,对研究当地原始音乐更显得弥足珍贵。
纵观日照地区发现的原始乐器,从陶号角、笛柄杯,再到陶铃,其质地为何都离不开陶?据分析,各种陶质乐器的产生,与当时陶器文化的整体发展有关。陵阳河遗址笛柄杯出土时杯体涂朱,光彩夺目,可吹奏出4个高低不同的乐符,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这都离不开大汶口、龙山时期日照地区发达的制陶业。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表面“黑、光、亮”,里外透黑,陶胎厚薄均匀,器形精致,造型美观,胎质坚硬。和陶铃同时出土于东海峪遗址的1件蛋壳黑陶高柄杯,无釉而乌黑发亮,胎薄而质地坚硬,其壁最厚不过1毫米,最薄处仅0.2毫米,重仅22克,其制作工艺之精,堪称一绝。“制陶技术的纯熟,为史前乐器的制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推动了日照地区乐器制作的发展。可以说,陵阳河遗址陶号角、笛柄杯和东海峪遗址陶铃的发现,绝非偶然,是中国古代陶器制作工艺的伟大成就。”张雪晨介绍道。
刀耕火种的先民们,在创造了这些原始乐器之后,都会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予以使用。祭神或驱魔的仪式、欢庆战争的胜利、祝福农畜业的丰收等等,先民们都要会群而聚之,尽情歌舞。“音乐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和神灵、和万物沟通的精神力量。”张雪晨介绍道,陵阳河遗址陶号角、黑陶笛柄杯,东海峪遗址陶铃的出土,说明日照地区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先民们,有着一定高度的审美意识和情趣,随着乐器制作乃至音乐艺术的发展,日照地区在龙山时代也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