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惜才放了汪精卫 对于强权无所畏惧，但
王垿对于有才之人却格外有情义，这也许是受到父辈从事教育事业的影响。爱才虽是好事，但王垿当年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力保的才子汪精卫，日后却沦为了众人唾弃的汉奸。
孙海鹏在《王垿曾因惜才保释汪精卫》一文中写道，1910年3月，同盟会员汪精卫和喻培伦带着炸弹潜入北京，伺机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被清兵发现，汪精卫被捕，面临死刑。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被逮口占》，其中第三首诗传诵最广：“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当时负责审问汪精卫的正是任法部侍郎的王垿和民政部尚书、清宗室肃亲王善耆。善耆是晚清宗社党人，思想激进，主张改革，很欣赏汪精卫的才学和人品，而王垿也读过汪精卫写的文章诗词，认为汪精卫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有意保释汪精卫，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为已经是王朝末日的大清所用。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案，按照清律，是死罪无疑。王垿亲审后向上级汇报：“此辈悍不畏死，杀之徒激其党怒，不如暂且监禁。”汪精卫这才保住了性命。随后，在肃亲王和王垿的努力下，汪精卫于次年的初冬无罪获释。
也许，王垿当时仅是因为爱惜汪精卫的才学释放了他，但他一定想不到汪精卫的这些才学始终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在王垿去世多年以后，汪精卫再次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他那首传播一时的诗歌也被人当作笑谈来说了。
寓居青岛不问政事 辛亥革命后，王垿于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初辞官引退，欲回故里山东莱阳，但因天津兵变，路途受阻，又闻莱阳也有民哗变，便在1912年举家来到青岛定居。据王垿的孙女王世棽在《王垿事略》一文中记述，王垿一家刚刚到青岛的时候，是住在宁阳路上。宁阳路距离火车站仅百米之遥，那时许多初来青岛的清朝遗臣都选择在此购房居住，所以那时候青岛人就称这条不宽的小路为“清官巷”。但随后由于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来到青岛，都在此定居，官员一多，这巷子的“水”也越来越深，所以百姓就把这里改叫“赃官巷”了。也许是讨厌这个名字，虽然宁阳路上住着很多跟自己同朝为官的好友，但王垿还是毅然于1913年2月搬离了这里，选择了当时还比较冷清的威廉斯街居住，也就是陵县路。他的居所就是现在的陵县路25号，旧宅仍在。当年这里“地势空旷无邻。西望渔帆照影，海天一色，东向则层峦叠翠，山花遍地。”。
据青岛市十大藏书家王桂云介绍，王垿每每在此登临四顾，则思念故里，感慨自身如寄他乡，于是把居所的名字定为“寄庐”，并自号“寄叟”，以示不忘故里。他有《自题寓居联》云：“挂席拾海月；披云卧石门。”又因此处与莱阳八景之一的“望石游春”极为相似，所以又自号“望石山樵”。他在《自题述志联》写道：“求学务益进；将诗莫浪传。”联语旨在告诫文人，以严谨持久的态度，求学问，事文学。不事政治，每日吟诗写字，自得其乐。
王垿归隐青岛后，不事政治，也不与军阀、官宦相交。《王垿事略》有这样的文字：“垿屡经离乱，厌视禄位中人。军阀中显要人物，凡至青者，多投刺谒见，垿概称病挡驾。”但卫礼贤的“尊孔书社”却是个例外，王垿经常去参加活动，他念卫礼贤在中国办学，引进国外的先进学术，对中国教育事业大有裨益，还为“尊孔书社藏书楼”捐了大量书籍。但除此之外，不管是故旧想拉拢他支持宣统复位，还是有人来劝他投靠袁世凯再次入朝当官，他都称身体不适，挡驾宅外。他曾说：“吾既称臣清朝，焉能忘之。”
“他早听说光绪帝临终有手诏：必杀袁世凯，所以绝不事袁世凯，但对复辟也没有信心，所以干脆远离政坛。”鲁勇说，王垿虽然没有再涉足政坛，但在他的心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大清的臣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派兵攻占青岛。恭亲王溥伟的宅邸在小鱼山炮台之下，日军的攻城炮弹击中了小鱼山德国炮台，溥伟想找地方避难，王垿亲自去接了他到自己宅中居住。因为陵县路在后海，周围又没有军事设施，不在炮火范围之内。直到日占青岛后，局势稳定，日本军方承诺保护恭亲王，溥伟才从王垿家中搬走。
1922年，废帝溥仪成人，12月举行新婚大典，这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但很多逊清遗老仍纷纷为溥仪贺婚。京城中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王垿为表终生忠于清王朝，还向溥仪送上厚礼祝贺。大婚之后，废帝宣统“赐”王垿匾额，上题“清标玉彻”，每字盈尺，据说是由郑孝胥代书颁奖的。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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