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老板要把她卖去妓院 输了官司的
萧红已没有回家的勇气，便重返北平。她变得更加沉默。期间，汪恩甲又到北平找萧红，二人再次闹翻。萧红意识到，自己的“求学梦”已到尽头，只好回家。
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了呼兰小城天大的笑话，不守妇道，伤风败俗。弟弟因受不了同学嘲笑而转学，家人和左邻右舍都对她投以冷眼。张廷举为避人耳目，也怕继母管不了萧红，就把她送到县城外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宅中去。萧红住在那里如同被软禁，睡觉都有人盯着。她的大伯父常常暴打萧红，还扬言要在家里弄死了事。萧红吓得躲到七婶屋里不敢出来。她的姑姑和小婶怕萧红出事，都想帮她逃出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宅处于一片混乱。10月4日清晨，萧红被藏在一辆送白菜的大车里，逃了出去。这时她20岁。
哈尔滨十月的天气已很寒冷，衣裳单薄的萧红去找亲戚，都未能敲开门。接下来就是漫长而严酷的冬天，萧红一个人游荡在街头。她的腿冻麻了，身上仅有几个铜板。这时，一个干瘪的老妇人收留了萧红。第二天早晨醒来，她的鞋已经被人偷出去卖了。萧红发现自己身处的竟是个暗娼据点，想赶紧离开。为了回报老妇人，她把自己的单衣也脱下一件来，穿着夏天的凉鞋走进雪地。
萧红找到了在中学读书的堂姐妹，在那里住了十几天，然后不辞而别。这一次，她决定和家庭彻底决裂。在这种情况下，她和汪恩甲又走到了一起。萧红不再想上学的事情，感觉自己已经没了未来，她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鸦片。后来，她怀孕了。他们在东兴顺旅馆里生活了半年多，欠下食宿费400元。老板逼债，汪恩甲以出去筹钱为由，丢下萧红就再也没回来。据汪氏族人称，汪恩甲赴欧洲读书了。月下说，对于汪恩甲舍她而去，萧红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怨恨，终其一生也讳莫如深。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她对汪家的歉意。
这是1932年5月，萧红被逼上了绝境，而店老板则想把她卖到妓院去。萧红拼着最后的力气，哐当关上门，眼泪流下来。
绝境中，萧军拯救了萧红 万般无奈下，萧红向经常阅读的《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以“悄吟”为笔名给该报投过一组小诗，虽然未刊发，但已给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
第二天，裴馨园就和几个编辑，前去见萧红，了解了她的处境，并警告老板不许对她动坏心。当天晚上，裴馨园和几个作者商量萧红的事情。一个人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裕的。如果能够换钱，我可以连根拔下来，毫不吝惜地卖掉它！也来帮助她。”这人就是萧军。他原名刘鸿霖，学过军事，曾任东北军下级军官，一心想抗日，事情败露后，只好以“三郎”为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只是400元的巨款，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商量了一番也就散了。
其中一个编辑的楼下住着一位税务局局长。那天，恰巧有一位从呼兰来的乡绅来到局长家。这位编辑就把萧红的事讲给他们听，乡绅听了几句扭头就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局长就是萧红的叔叔，而乡绅则是她的父亲。父女俩的倔强，到了一个誓死不求救，一个袖手旁观的地步。
萧军偶然间又接到了萧红的求救电话，加上其他人对萧红的议论，他决定亲自去看看。1932年7月12日黄昏，萧军见到同事口中这个得了“疯狂症”的女人。她衣衫褴褛，黑发夹着白发，看起来就要分娩了。而在萧红眼中，萧军头发蓬乱，像一个流浪汉。萧红诉说着自己的处境，种种难言的屈辱此时也不觉尴尬，她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萧军。而萧军本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先是生出怜悯，继而又被萧红诗中的才情打动。刹那间，他做出决定：拯救眼前这个女人，不惜一切代价。作家月下说：“是的，就是拯救。”萧红和萧军并非一见钟情的浪漫，在这段
爱情中，萧军一开始就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
萧军当然没有能力帮萧红偿还400元的欠债，他身上仅有5角钱。此后，恰巧哈尔滨连降27天大雨，松花江决堤，街上成为汪洋。萧军赶到东兴顺旅馆接萧红时扑了个空，原来她已经乘乱离开，逃到萧军事先留下地址的裴馨园家。就这样，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萧军结合在一起了。
这是萧红的一次重生，也正是因为这次重生，民国文坛得以出现一个万众瞩目的“文学洛神”。
城市信报记者 王学义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