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何利权
2012年“毒胶囊”事件刚过去两年，浙江再次发生类似事情，当年声势浩大的“扫毒”行动，仿佛雷声大雨点小的运动式执法。更关键的是，9000万粒“毒胶囊”如何躲过监管，并最终流入市场 、去向不明？
日前 ，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通报了一起非法生产“毒胶囊”案件，潘某等11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宁海检察院批准逮捕。从今年2月至7月，潘某等人非法生产大量有毒空心胶囊，其中9000万粒左右进入流通市场，目前去向不明，警方仍在全力追查中。同时，“买家”王某甲、官某、章某、王某乙等人目前刑拘在逃。(本报9月3日A25版报道)
“毒胶囊”对民众而言并不陌生，2012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报道，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浙江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用皮革废料制成的胶囊，往往铬超标几十倍，而铬是毒性很大的重金属，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胶囊”不但不能救人命，反而成了要人命的“毒药”，如此有悖常理的事实对老百姓冲击极大，许多人甚至对胶囊产生恐慌。然而，时隔两年，“毒胶囊”仍像梦魇一般阴魂不散。
2012年央视的“毒胶囊”报道震惊全国，随之各地掀起了一场胶囊“扫毒风暴”。河北 、四川、浙江等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8名，查封胶囊生产企业、明胶生产企业28家，76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处理，其中厅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24人、科级及以下干部45人。犯罪分子被抓获，问题企业被查封，更有一批官员被处理，如此“扫毒”可谓雷厉风行。然而“修正药业等名牌药厂涉案，数亿粒‘毒胶囊’销往各地”，以及舆论监督跑在制度监管前面的事实，让相关部门的“后知后觉”、监管乏力显露无遗。此次“毒胶囊”案发正缘于群众举报，若非如此，潘某等人的罪行何时才能被监管部门发现？
更关键的是，9000万粒“毒胶囊”如何躲过监管，并最终流入市场、去向不明？2012年“毒胶囊”事件刚过去两年，浙江省就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民众震惊之余不免失望，当年声势浩大的“扫毒”行动，仿佛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运动式执法。根据当地检察院通报，潘某本是一家药业公司员工，后来用公司拖欠他的工资，抵换一套生产胶囊的设备，在宁海深甽镇租下四间厂房，雇用老乡为其工作，生产“毒胶囊”。虽然这种规模不大的“黑作坊”，与两年前那些资质齐全的企业不在一个级别，但是同样贻害无穷，这给相关部门的监管方法、监管力度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绍兴新昌两年前的“扫毒”行动关闭了不少企业，许多工人也因此“失业”，潘某聘用的“老乡”便来自当地——到底有多少技术工人在重操旧业，从事“毒胶囊”生产、销售，需要监管部门立即调查、积极应对。
9000万粒“毒胶囊”去向不明，威胁着公众的健康权益。药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患者服用的药品“救命”而不是“要命”。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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