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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记 1月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 多名，完成近40%”。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访专家认为，超配干部现象之所以成为顽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观念，“破解超配干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能上能下、能奖能罚的良性官场生态，建立官员退出机制。而且，必须‘依法治编’，强化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1月6日《新京报》） 2013年起开始的四轮中央巡视发现，31个省区市中，19个省区市存在超配干部问题，仅辽宁一地的超配干部数量就达26272人。至于全国所有超配干部，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而在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的情况下，拟继续消化约60%的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确彰显出中组部等部门的决心与魄力 。
问题是，当下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形同虚设。具体到官员群体，“请神容易送神难”更是一个顽疾。比如，2007年以及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等部门都曾推出过超配干部专项清理，但专项行动过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弹，陷入了“越减越肥”的怪圈之中。此轮消化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采用诸如“瘦身”超配的副秘书长、“末位免职法”，以及要求官员“自愿免职”，具体成效几何，仍待观望。
所以，以此轮“消化”全国超配的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为契机，当尽早建立起具体完善、操作性强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不管是从具体执行还是从最终结果看，不管是“瘦身”副秘书长，还是要求官员“自愿免职”，都显得涵盖范围过于狭窄、现实推动过于缓慢。另一方面，此轮“消化”全国超配的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显然并非需要“消化”的全部，而且在此番“风头”过后，是否还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报复性反弹也未可知。在这种情况下，以近期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远期出台《编制法》为要求，建立起严苛而细致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事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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