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林（资料图）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流年逝水，当年百战余生的勇士早已凤毛麟角，70年光阴荏苒，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傲然屹立东方。然而，历史不容忘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铭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救万民于水火 ，救祖国于铁蹄践踏之下。
从本期开始，《发现青岛》将陆续刊出系列报道，追忆那些血火横飞岁月里的抗日英雄，重现他们的非凡勇气，艰苦战斗，无私奉献，甚至壮烈牺牲。这是一部个人的生死录，也是一部国家的救亡史；这是无数的家庭的辛酸泪，也是一个民族的正气歌。
短发，弯眉，细眼，如雕塑一般的鼻子，嘴角倔强地微微抿着，照片上是一张英气勃发而又平静的脸。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他叫孙春林，如今他的名字正铭刻于青岛市莱西革命烈士陵园。石碑立于山上，上刻金色大字：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在去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孙春林是岛城唯一名列其中的。近日，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联系相关部门，采访了孙春林的后人，为您讲述其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家族史。
读书不为小家，一心为国为民
根据莱西革命烈士陵园的资料，孙春林，原名孙纯令，又名孙士政。1906年5月，他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西小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西小滩村属于行村镇，1992年编成的《行村镇志》选了《海阳文史资料》第五辑中的材料，其中将孙春林的名字写为“孙纯林”。
孙永志（资料图）
今年74岁的青岛大学退休教授孙永志先生是孙春林之子。3月2日晚上，他在家接受了城市信报/信网记者的采访。他说：“我父亲是‘纯’字辈，孙春林是他后来改的名字。”
“我们家当时大致属于中农，日子较殷实，祖父母都是本分的庄户人，我父亲是长子。”孙永志先生说，“祖父愿供父亲读书，9岁时把他送进了小学。”18岁那年，孙春林高小毕业，第二年考入莱阳中学，又三年中学毕业。
毕业后孙春林回到家乡，父母希望他找一个工作，支撑门庭，养家糊口。然而，他们想不到儿子在学校已经接触进步思想，家国观念已在这个22岁青年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那时正是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地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也抛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底层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孙春林看在眼中。
恰巧，当时割据胶东的军阀刘珍年办了一个军官学校。这所军官学校有其特殊背景，城市信报/信网记者查阅了一本1980年编写的《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其中有一篇署名为“孙己太”的回忆文章。文章称，当时刘珍年盘踞烟台，四处招兵买马。他弟弟刘锡九却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建议哥哥办个军官学校，培养人才。刘珍年就听了弟弟的话，刘锡九则趁机介绍了李素若等共产党员打入学校当中。
孙春林获知消息后，不顾亲人劝阻，考入该军官学校。李素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经常组织进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孙春林很快成长为一名积极分子。他在执行任务时机智勇敢，受到李素若器重。1929年秋，孙春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官学校情况也在起变化。孙己太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的烟台市公安局局长老韩(刘珍年的舅舅)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看到党的工作有很大发展，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心想只要做通刘珍年的思想工作，烟台岂不成苏区了！刘珍年脑子很灵，一看舅舅来做工作，便用话套他，老韩把党的情况暴露了出去。刘珍年听完，吓得面如土色，心想：“这可了不得，我的部队眼看被共产党吃了！”1929年12月，刘珍年下了“逐客令”，李素若等人陆续离开。接着，刘珍年解散军官学校，把大批左倾分子扣押、驱走，并给一批学员分配了工作。对这一事件，《海阳文史资料》也有记载，其中称“老韩”其实叫“汪静函”。
这一次，孙春林并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被分配到烟台市政府当实习生，也就是在那里他发展过孙己太等入党积极分子。
变民团为革命队伍，勇斗恶霸
“我父亲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特别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一次又一次打入民团，把给地主看家护院的武装变成革命武装。”孙永志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
孙春林很快被党组织分配到海阳老家开展工作，他通过同学介绍，当上了海阳县司马区民团大队长。所谓民团，就是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大多由地主组织，功能主要是看家护院。而孙春林当上民团大队长以后，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对士兵因势利导，暗中宣传革命。在他的努力下，这支旧武装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孙春林还同另一位共产党员于洲秘密计划，以“农民协会”名义举办训练班，组织培训一支农民武装，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伪海阳县政府。不料，这很快被当局发现，强令解散培训班。孙春林也只好回家从事教学工作，在行村高小任教师，据资料记载，他这个教师不一般，总是结合教学内容灌输革命道理，所教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
莱西革命烈士陵园资料称，1931年秋，为发展革命武装，经党组织安排，孙春林又打入莱阳鲍村民团任军事教官。他同地下工作者左伍堂、隋少白一起，很快掌握了这支队伍。他们到鲍村周围和莱阳城一带书写革命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夜间除恶，破坏敌人电线。有一天，在夜幕下，孙春林还带领5个人到莱阳城边，摸清岗哨，趁敌人睡觉之机进入据点，缴了枪，将其全部消灭。此举，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使其终日惴惴不安。
“我父亲还有一次勇斗恶霸的义举。”孙永志先生说。在孙春林老家所在的西小滩村里，有一个泥湾。湾泥是种地的好肥料，1932年春，村里的恶霸孙洪殿却声称泥湾是他家的，谁要挖泥就要给他交“税钱”。村民非常生气，一个叫孙早臻的不服气，偏偏赶着毛驴去挖泥。孙洪殿开口要钱，孙早臻说：“泥湾自古至今就是全村的，湾里的泥谁爱挖谁挖，从来就不交什么钱。”孙洪殿无言对答，就把泥弄下来。其他农民见状，一起动手挖泥。这时孙洪殿三个儿子赶来，他们练过武艺，动手打伤了五六个农民，其他人见斗不过人家，只好愤愤不平地回家了。
当时，恰巧孙春林回家探亲，知道此事后，他挨家挨户串门，鼓动大家与恶霸斗。第三天清早，按照计划100多名青壮年手拿橛锨到恶霸门口高喊“挖泥”。孙洪殿带着三个儿子冲到门口，就要打人。孙春林一个箭步迎上，当头一巴掌将恶霸打倒。三个儿子一见孙春林大吃一惊，知道他在民团当军事教官，身手不凡，于是扶着他们的爹连连求饶。孙春林当场宣布：“泥湾是全村的，谁用泥谁就去挖。从今以后恢复老规矩，谁敢仗势欺压百姓，谁就小心自己的脑袋。”又对孙洪殿说，“听见了没有?”恶霸和三个儿子连声说：“听到了，一定照您说的办。”
为了抗日，全家男儿齐上阵
孙永志先生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给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这是父亲唯一的照片，是在烟台拍的，当时是三个人的合影，另外两人一个是我三叔，当时才15岁；另一个是我们村里的医生。当时，父亲被追捕逃到烟台，从烟台坐船去旅顺。”根据时间推算，照片可能拍于1933年。
那一年，孙春林到莱阳四区民团以军事教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1月底，原莱阳县县长调离，新任县长一上任，便率兵到处捕捉共产党员。为保存革命力量，孙春林离乡到旅顺、沈阳、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36年，孙春林按党组织指示，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民训干部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省崞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任政训员。1937年，阎锡山又与共产党对立起来。孙春林被调离山西，赶赴延安，进“抗大”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操练。期间，表现了出色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军事才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孙春林抗日救国心切，急切要求到前线去。
孙永志先生称，父亲在山西时曾写过两封家信，但未言及家事，只劝三叔参加革命。其中一封还写道：“我已由平(北平)而晋(山西)，虽不能说从地狱升入天堂，但可说由黑暗趋于光明。”对此他的理解是，因为山西接近延安，父亲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后来他还从延安带回了一双筷子，那是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交给我奶奶保管。”
1938年，孙春林被调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工作，1939年5月又调到胶东区党委。回胶东后，他被分配到抗日前线南海特委任团长。那时，南海地处日寇占领的青岛很近。1940年，胶东形势再变，一方面解放区迅速扩大，八路军队伍渐渐壮大，另一方面顽固派面目也暴露无遗，胶东24个土顽(反动顽固武装)司令逐渐形成“抗八联军”，与日寇同流合污，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成为抗日的绊脚石。
《海阳文史资料》记载，当时，孙春林被调到(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任团长。他带领官兵先后攻克了下邱堡、北寺口等日伪据点，打了一系列漂亮仗。这年冬天，他奉命到北海区任总指挥。当时北海区部队都开往东海，只剩一个通讯班，指挥部也只留下徐援一人。孙春林到任后，与徐援一起研究计划扩大队伍，他夜以继日，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组建了一个团的兵力，自任团长。在他领导下，根据地逐渐迅速扩大。
而为了抗战，他更是从自身做起，动员全家的“男劳力”。三个弟弟先后加入革命队伍，他本人和四弟在战场上牺牲，而二弟则被日伪汉奸活埋。如同岛城作家许敬先所说：“海阳是革命老区，出过很多全国闻名的抗日英雄，但像孙春林这种全家抗日的是不多的。” 文/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图片由孙永志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