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轰炸下的上海。（资料图片）
“枪掩吴淞月，炮掀黄浦波，扬我民族英威，扫荡敌人侵略的罪恶！”年过八旬的贵州老人黄岗依然记得《淞沪战歌》的歌词。
这首由著名教育家罗家伦作词、黄岗父亲黄觉非作曲的《淞沪战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贵州籍士兵中流传甚广，歌中描绘了75年前国民革命军第102师从贵州驰援上海，并在吴淞口与日本侵略者大战的血泪历史。淞沪会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至今仍记得，在淞沪会战75周年之际，抗战老兵及其后代唱响这首《淞沪战歌》时的震撼场景，“一些老兵甚至他们的后代唱得泣不成声。”在激昂的旋律中，仿佛所有人都回到了1937年那场惨烈战争的现场。
驻沪日军挑起事端
黑夜笼罩下的上海虹桥机场，一辆弹痕累累的轿车停在机场入口，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横窝在地上，几步之遥的地方躺着第三具尸体，身着中国军服。
这是发生在1937年8月9日晚的一起不寻常的枪战。
根据事后调查显示，当晚穿着便衣的日军大山勇夫驱车闯越机场封锁线，被中国的保安队击毙，这立刻成为中日双方在上海最为严重的交涉事件。这起事件，成为淞沪会战最直接的导火索，中国军队决定先发制敌打击日军嚣张气焰。
在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看来，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淞沪战场很快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会战初期，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
8月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埔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
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
8月19日，第36步兵师的两个团受命向南杀向黄浦江，在到达与黄浦江平行的最后一条大街时，一扇巨大的钢闸门扼住了入口，日军在这里筑起了一座城堡，中国军队的武器无一能破坏它，甚至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也不行。
此时担任左翼军总司令的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淞沪会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沪战的战略指挥现在来看是得当的，但准备不足，精锐武器装备未到位，部队来自全国，国力不强等等是失利的主要原因。 唐磊还提到，兵员参差不齐也是失利的一个原因。新士兵没有经验，在战斗最初关键的日子里，缺乏经验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
98师某旅旅长方靖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士兵构筑的防御工事经常不合格，无法抵挡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
“他们构筑的阵地太脆弱，敌人150毫米的榴弹炮打过来，人和物资都埋在了防御工事里。”
教导总队是一支以当时德国轻型步兵师为参照组建的部队，胡国兵是该队的一名尉官，据他回忆，当他所在的团行军穿过一片成熟的稻田时，却仍然像在操场上训练一样，排列整齐，步伐轻快。盘旋在空中的日本空军很快发现了他们，投下一枚炮弹，“年轻的中尉只剩下面目全非的碎片，一位班长被撕成两半，两位士兵没了大腿。”
有了这次血淋淋的教训后，团长才下令，各排散开，各自赶往目的地。
“战场像一口大火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抗战作家方军曾访问过十几位参加淞沪会战的老兵，他印象中，对于这场战争，几乎每个亲身经历过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用惨烈来形容。
湖北籍老兵张启元所在的98师，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就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
张启元回忆，在坚守蕴藻浜的战役中，日军用密密麻麻的飞机、海上的大炮，猛烈地轰炸我军阵地，他曾被敌人的炮弹活埋在战壕里，等他用力掀开伪装物和泥土，站起来一看，战友们东倒西歪地散了一地，都为国尽忠了。
紧接着，敌人的一发炮弹就炸伤了张启元的左大腿。
“炸了个洞，血流不止。连长给我用白布捆扎，催我离开。”张启元回忆。
说话间，又一发炮弹又炸伤了他的左胳肢窝。
“当我离开时，看到连长拿着身上仅有的几个手榴弹和一把手枪，返回阵地，与敌人厮杀，终因寡不敌众，为国捐躯了。”淞沪会战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印象中，张启元在回忆这段往事几乎一直哽咽。
刚离开阵地张启元就看到，不远处的敌人机枪猛烈地扫射我军的重伤官兵，失去反抗力的伤员们一个一个地倒在田野里。
“敌机还在空中扫射，掩护敌步兵攻击，切断我增援部队。可我团没有任何部队支援，全团官兵死守蕴藻浜，被敌海上大炮和空中飞机扫射轰炸，惨不忍睹。而且我军也没有还击的武器，只有靠官兵的血肉顽强地拼到底。”张启元回忆。
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每一场和日军的遭遇战都是像坚守蕴藻浜这样的战役。
11月11日，日军进至苏州河岸，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淞沪会战结束。
虽然最终失败，但中国以全部军队60% 损耗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对于这场战争，在开战第3天就被任命为淞沪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多年以后回忆，“淞沪战场就像一口大火炉一样，我们一天一个师往里丢，能活着回来的还不及一个团。”
据统计，中方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
“华军作战奋勇空前”
实际上，随着日本援军不断登陆，从9月12日开始，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逐渐采取守势。“蒋介石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一再等待苏联对日开战，又期待西方大国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干预中日之战。”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顾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
10月26日，日军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背腹受敌的中国军队开始撤退，蒋介石希望留下一支部队，以彰显中国的抵抗决心，以争取外国支持。
当晚，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接到命令，率该团第1营留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现西藏路桥）西面，是一座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其东面、南面便是英美租界，仓库墙厚楼高，易守难攻。
对于四行仓库战斗的惨烈，营长杨瑞符曾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谢晋元在日记中写道，“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这支部队孤军抗击日军的壮举在当时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尊敬。
在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大楼上观战的群众，每当壮士们击毙一名日军，无不拍手称快，挥动着帽子、手巾向他们欢呼致意，周围的群众还把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用黑板写字报告给孤军。
“上海民众通过上海商会等提供了不少生活用品，但更多的是精神鼓励。”唐磊介绍。
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献给八百壮士。
第二天凌晨，八百壮士在敬礼的号音中，将这面国旗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大楼顶上。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隔河观战的群众欢声雷动，在场的外籍人士也无不为之动容。
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
2007年8月13日，在淞沪会战爆发70年后，93岁的老兵杨养正、92岁的老兵郭兴发和90岁的老兵王文川作为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三位幸存者，第一次回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四行仓库。
方军曾经见证了这次会面，当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两位老战友郭兴发、王文川时隔70年再次见面时，两人双手紧握，半日无语，唯有千行泪！
方军形容，“令目睹者百感交集，令旁观者为之动容！”
如今，三位老兵已经逝去，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四行仓库正在改扩建，预计8月13日前开放，改建完毕后的四行仓库，将会用艺术的手法复原每一位“壮士”的原貌，并用一堵“血战墙”再现当年的激战场景。
文/记者 李楠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