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曾在青岛当语文讲师她是“酒中八仙”之一
知道方令孺的人恐怕不多，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传世之作又比较少，因此名气就不大，也就难引起现代人的兴趣。但说起方令孺身边的人，恐怕大家会吓一跳。闻一多、梁实秋 、徐志摩、巴金、丁玲……这些人都可算方令孺的至交好友。她还和当时的一个叫“张爱玲”的才女比肩，人称“南张北方”。
有了这些人的铺垫，方令孺难免不引人注意了。她是新月派中少有的女诗人，性格孤寂，落寞外加拘束。她又容貌清秀，美学家常任侠曾说，他平生所见美人，“数九姑(方令孺在家里排行第九)第一”。最重要的是，她有两年的时间在青岛居住、教书，在这段时间里，和闻一多还发生了一段故事……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才女方令孺。
看了易卜生的书，跟丈夫分居
方令孺是清代文学家方苞的后代，1897年，她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名门世家。
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守敦谙熟经典诗书，但受新学影响很大 ，曾拒绝做清朝的官 。方令孺主要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据说他父亲佩服秋瑾，于是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
这样教育的结果是，方令孺身上虽有大家闺秀的特质，却毫无她们的呆板思想。傅道慧在《女作家方令孺追忆》一文中说：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以求平等。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 、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九，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但平等可望而不可求，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方令孺反抗。也因此，尽管她长得聪明伶俐，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
她只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小方令孺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方令孺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19岁时，她按照伯父的意愿完婚。她的丈夫陈平甫是南京大银行家之子，也有知识，二人本门当户对，也有共同语言，但仍无法弥补包办婚姻酿成的巨大鸿沟。1923年，受五四影响极深的方令孺随丈夫陈平甫一起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女儿陈庆纹，外甥女虞之佩。同学孙寒冰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娜娜》——恰恰是这本书，让她下定决心结束悲剧婚姻。
1927年，方令孺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借此理由被允许注册。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她们常常挨饿。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 ，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未成年的女儿。恰在此时，一个推荐信让她来到了青岛。
和梁实秋等并称“酒中八仙”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经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即邓以蛰先生，著名美学家)介绍，方令孺来到了青岛担任中文系讲师，讲授《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也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校长杨振声，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小说家沈从文、诗人学者陈梦家、散文家吴伯箫等等。
来青岛时，方令孺已经33岁，还带着一个女儿。她住进了专门为单身女教职工安排的宿舍楼。专栏作家叶克飞曾撰有《才女的近情情怯》一文，文中说曾与方令孺同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两个图书管理员：张兆和与李云鹤。前者在接受了沈从文的漫长追求后，随未婚夫前来青岛，开始了数十年的相依。后者则在教务长赵太侔的介绍下来校工作，并在中文系旁听，后来，她改名蓝苹，再后来改名江青。
初来青岛，人地生疏，婚姻的挫折又无法释怀。梁实秋说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为了解脱她的孤独，朋友们就拉她去喝酒。
根据梁实秋在《方令孺其人》一文中的回忆，当时没有旁的娱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在杨振声的提倡下，每个周末，“我们一行人至少有一次要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其中，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梁实秋属于“好饮者”。但是,因为只有七个人，再加一位就成“八仙”了，后来，经闻一多提议 ，大家把孤独的方令孺邀请进了这个“小圈子”，由此终于凑成了“酒中八仙”。“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不疲者凡二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也不勉强她。”八仙最爱喝花雕，每次聚会都喝光一坛，整整30斤。饮前两个堂倌抬一坛花雕上来，当面启封试尝，微酸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得中意。酒坛自行舀取，八仙喝酒喜用一种浅浅的碗，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颇有梁山遗风。
那段日子恐怕是方令孺最快乐的时光。恰巧侄子方玮德同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学生，1931年也来青岛，这就更热闹了。方玮德称方令孺“九姑”，陈梦家自然也同样称呼，青岛大学的同仁也都称她“九姑”。受大家的影响，方令孺还开始了诗歌创作，她曾创作《诗一首》，里面说“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她还写散文，集子起名《家》。在此期间，方令孺同闻一多、陈梦家谈起，在《新月》之外，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谈了九姑的意见，徐志摩很高兴，立即筹办，四处约稿，新的刊物名叫《诗刊》，成为新月派的代表刊物。
和闻一多产生一段情愫?
在这段时间里，一种新的情感也在方令孺心中奔腾，初始时是友情，很可能后来变成了情愫。
“酒中八仙”虽然时常聚会 ，但都是闻一多拉着方令孺去，梁实秋也是经过闻一多认识的方令孺。梁实秋说：“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这个涟漪，是哪颗“石子”投的呢?
方令孺是大家闺秀，温文尔雅，还以美貌著称，王建昭曾说“她貌似白杨(影后杨君莉)而高雅过之”。美学家常任侠也曾说，他平生所见美人，数九姑第一。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说，方令孺只有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而在此之中，“首先是闻一多”。“1931年闻一多由文登路迁居阴岛路(今红岛路)后，书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
沈从文曾给徐志摩写信，在讲到方令孺时，也朦胧地提到这一节——“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统统不可避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那句“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无疑指出了方令孺内心的悸动。
闻一多后来断了这“涟漪”，将妻小接来青岛，以示清白。梁实秋也说：“……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有人分析，闻一多这么做是因为学校内风言太多，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有考据者认为，闻一多的“一点涟漪”，对象并非方令孺，而是另一位大家闺秀俞珊(赵太侔夫人)。
方令孺本人似乎从没有就这段往事有过什么回忆。1932年，方令孺患上了疾病甲状腺亢进。由于病势十分凶猛，只得离开青岛，到北京养病。解放后，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全国唯一的女性省一级文联主席。“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据鲁海先生称，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不少好人，也教出了一个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令孺得以平反昭雪。特约撰稿/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