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衍瀛选择留在溥仪身边，这让他劳累奔波，那么弟弟商衍鎏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探花”，这个头衔似乎盖过了哥哥的光芒。清朝灭亡后，商衍鎏跟随哥哥一起来到青岛，将来的路怎么走?
哥哥坚持留下，他则做出了人生最大的选择：退出官场，带着家人远赴德国，只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学者。这个选择，让他成为德国传播汉学开拓者，成就了一个精彩的人生。
成为“末代探花”是因为慈禧? 商衍鎏是幸运的。1903年他跟哥哥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哥哥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他则名落孙山回了家。按照三年一试的科举惯例，按理说，商衍鎏这辈子就这样了。偏偏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时，清朝决定增开一科会试(甲辰恩科)，商衍鎏才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 ，并幸运的成为探花。为什么说“幸运”呢?一来因为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被废除，商衍鎏成为末代探花。二来，商衍鎏这个探花来得实在蹊跷，关于这一段民间有不少版本。
一种说法是：光绪帝互换名次。我们来看柏桦在《末代探花》中的介绍：“会试上，商衍鎏中第一百二十九名贡士，接着参加保和殿复试，得二等第四十四名，紧接下来应殿试，商衍鎏光荣与梦想的那一刻到来了，他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他那一届科举中还有一些日后更为叱咤风云的进士如谭延闿 、沈钧儒等。商衍鎏的二儿子商承祚回忆：“甲辰科殿试读卷官最初拟定的鼎甲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俊第三，我父第四，以此送呈钦定 。光绪帝看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写得好，因此将一、二互易，三、四互易。这样最后的名次成为：刘、朱、商、张。”
第二种说法流传更广，想必很多人也都听过，慈禧乱点英雄谱。说本来广东清远考生朱汝珍是第一名，但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皆是她的对头)，一见朱汝珍是广东人就不高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意，所以加以互易。又因商衍鎏字写得比第三名好，故提前了一名。此说满足了中国民众历史的戏说欲，流传甚广。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错误，第一，钦定者是光绪帝而非慈禧；第二，根据清制，送呈的是贴有浮签的弥封卷，根本不知某卷属何人，要名次最后确定后才拆封。
当然，或许有人问了，商衍鎏不也是广东人吗?据说，商衍鎏在报名时填的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所以避开了老佛爷的阴谋之手。
关于第二种说法，商衍鎏晚年曾专门撰文《我中探花的经过》驳斥，只是仍然挡不住人们对历史趣味性的追求。管他到底怎样，作为“末代探花”商衍鎏在考中不久便入了翰林院，跟哥哥成了同事。
在青岛遇到人生转折点 商衍鎏在翰林院的表现如何?夏和顺在《商衍鎏：末代探花红霞满天》一文中进行了简要介绍：“中探花之后，商衍鎏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职。不久，清廷欲推行新政，由吏部尚书张百熙组织癸卯、甲辰两科进士会考，选拔一批人到日本学习法政，商衍鎏与刘春霖、朱汝珍即在其列。这样，1906年，商衍鎏东渡扶桑，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科目有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外交史等。”
这段经历对商衍鎏起了重要作用。商衍鎏的二儿子商承祚在《我父商衍鎏先生传略》一文中说：“这些新的科目，对于过去只熟读四书、五经、‘圣贤古训’的学子来说，大大扩展了视野，开拓了新的知识空间。”
不仅如此，1906年冬天，商衍鎏还参加过《民报》周年纪念会，孙文 、章炳麟和《民报》主笔汪兆铭先后演讲，其内容都是主张革命的，这在他内心引起极大震动。两年后毕业归国，朝廷又进行考核，商衍鎏被评为最优列一等，晋升翰林院侍讲。他曾向清廷提出过一些改革建议，但都未被重视。
1911年，商衍鎏的责任更重了：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又任协办院理 、实录馆总校、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重任在肩，忙得不亦乐乎。可就在这一年，清廷垮了。后来，商衍鎏跟着哥哥来了青岛。商衍鎏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青岛家中，除有中文教师，还聘一位英文教师，教育子女。他认为日本人身体强健，是重视体育之故，便又请了个谷师傅教孩子们打拳，还买了一匹小马，让孩子们骑练，锻炼胆识。面对动乱的时局，他也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清廷没有了，即便能复辟又能怎样?当初他向清廷提出了那么多好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想在官场好好发挥是不可能的了。哥哥执意追随溥仪，那么他能去哪呢?
有个机会来了！1912年，德国汉学家奥托·福兰阁(中国名傅兰克)来青岛招聘助教。福兰阁曾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著有《吐鲁番出土的一个佛教碑刻》等文 ，1909年返回柏林后不久出任汉堡大学殖民学院汉学系主任教授。该学院旨在为政府官员和其他愿意到海外殖民地工作的德国人提供预备教育，学院给福兰阁配备两名助教的名额，可以聘用一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 迷茫中的商衍鎏接受了这次邀请。据商承祚回忆：“1912年，我父鉴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决定应聘出国，并携长兄承祖 、二堂兄承谦去读中学。与该校签订四年的合同，年薪6000马克，旅费1200马克(当时一马克不到五角大洋)，是年5月乘火车取道俄国转达汉堡，行程半月(如从青岛乘船则需六个星期)。”
成为德国传播汉学第一人 那时候，商衍鎏连一句德国话都不会说，但他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和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就连福兰阁都说他“拥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对科学问题的全心奉献精神”。
这样的评价都源于他在汉堡大学任教期间为德国汉学及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夏和顺在《商衍鎏：末代探花红霞满天》中说，他除了为东亚系学生讲授汉语外，还为德国汉学教师讲授高级汉学课程，他刚一到校，就应教师们邀请讲解《列子》，经他传道授业，这批年轻教师日后成为德国汉学界的中坚力量。他积极参与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及汉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汉堡大学董事会拨款2万马克，由商衍鎏与福兰阁采购中文图书，并以商衍鎏的名义向中国国内定购，他首选了《古今图书集成》及《永乐大典》等一批明清古籍，为德国汉学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今汉堡大学图书馆拥有近十万册中文藏书，库内明清古籍藏量甚丰，大都是商衍鎏当年采购之功。
就这样在德国度过了平稳的四年，他被誉为德国传播汉学第一人。合同期满后，汉堡大学仍想续约，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商衍鎏考虑到中德之间可能开战以及战时生活的困难，决定回国。回国之后的日子如何呢?以他的资历和能力，他又进了政坛，担任冯国璋副总统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秘书，负责处理礼节性的应酬文字，后来还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和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据说在江西上任期间，有商人请求他在修订某条例时能照顾他们的利益，并许诺此事办成送酬金5万元，被商衍鎏严词拒绝，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曾经科举入仕，是因为父亲的心愿，入仕后他努力去做一名合格的官员，尽职尽责，但清廷给他的回报是：不采纳！看透官场的他，回国后再次进入官场，他以为换了个时代就不一样了，但仍然让他失望。于是，1927年，商衍鎏离开国民政府。好在他经数十年科举训练，得以“通文史、善诗书、妍书法”，其书法造诣尤深，便以卖字为生。
晚年的幸福生活 离开政坛的商衍鎏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子女：“为人在世不应追求虚名，应该以治学为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长子商承祖早年随父赴德学习，获汉堡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少数民族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先驱之一。次子商承祚则是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38年，日本大肆侵华，轰炸机频繁在长沙轰炸，为了避免古墓被轰炸捣毁，商承祚冒着随时可能被轰炸的危险抢救性地挖掘楚墓，后来写成《长沙古物闻见记》、《长沙出土楚漆图录》，开楚文化研究的先河，他也被称为湖南楚文化考古和研究的开山鼻祖。而商衍鎏自己以“康乐老人”自称，过上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喜欢书法、喜欢画竹也喜欢诗歌，在文化圈内名气颇盛。
正是因为他“末代探花”的身份，他的经历以及他在书画方面的造诣，解放后创办中央文史馆时，全国有八个翰林、一个进士、二十一个秀才，商衍鎏因“末代探花”功名担任了副馆长。1956年他返回故乡广州，又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地拍摄了生活纪录片《探花的晚年》，展示商衍鎏晚年的幸福生活。从这些方面看，他确实比哥哥商衍瀛要幸运多了。
1963年，商衍鎏去世，享年90岁。我们借用其次子商承祚的话总结他这一生：“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艰辛，青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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