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光对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 ，也对同盟国提供了不少帮助。在这其中，中国情报部门预测日军偷袭珍珠港是很传奇的一笔。
中国是否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这个问题无疑是民国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但中国曾对日军军事行动做出过准确预测则是公认的事实，而做出这一重大预测的就是王芃(péng)生。其相关论断也被蒋介石重视，并交付美国政府。
王芃生因预测珍珠港事件而声名鹊起，殊不知，在此之前，他还成功预测过“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更为重要的是，他跟青岛还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人称“日本通”、“王牌间谍”的王芃生。
早年留学日本，是个“日本通” 王芃生，名大桢，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就读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1910年入读长沙湖南陆军小学，17岁时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曾留学日本，参加过长沙新军起义。但一直以来声名并不显赫。
相较于革命事业的平淡无奇，早年的王芃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对日本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难怪后来他在对日情报工作方面出类拔萃了。王芃生曾自撰《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一文，其中追忆了其幼年的求学经历，也说明了他对日本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余幼读先辈刘彦(式南)初版《中国近世外交史》，对国际外交极感兴趣。在磁业学堂时代，曾受过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及一女教员松本某子之教育，始闻留日归国诸先辈所谈明治维新事迹。对日本问题引起注意。在‘陆小’得读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日本源流考’。又以革命先进，多往来日本，中日关系密切。至是，更认识革命成败与外交运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国际关系，以待有用。”
王芃生由于幼年的兴趣，长期研究日文，研究日本历史。他青年时期在南京复成桥军需学校，一开始还是看一些中译本的日文教材，再后来直接阅读原著。最后他两次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写出了《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令人惊叹。
王芃生如此沉迷于研究日本 ，其日文造诣渐渐超出常人之上，甚至比一些日本“高手”还要厉害，有两件事可供佐证——其一，陈敦正在其《“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中谈到这样一件事:“王芃生的日文程度，不但能读、能写，而且说得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一次，他到缅甸视察，被日本特务包围，他冒充日本商人，大谈他日本‘家乡’风光，竟化险为夷，被蒙混过去。”可见其对日语的精通程度。
其二，曾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在《中国辛德勒论王芃生》一文中提起了更为有趣的一件事。当时王芃生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馆中有一主事李耀商，云南人，他的职位虽低，而来头颇大，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与当时鼎鼎有名的周佛海有同窗之谊，他之能厕身外交界，在驻土使馆服务，即由周佛海所力保。李耀商除日文之外，尚通晓六国语言，常感叹地说：“书读得好，有什么用?我在东京帝国大学时还不是比周佛海的书读得好！”言下不免稍有牢骚。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对王芃生佩服不已。有一天，李耀商跑来告诉何凤山：“呵！我不晓得王参事的日文有这样好，我想日本的高手也不见得比他强！”何凤山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答：“我刚看见他写给日本大使德川的一封信，信手写来，字字珠玉呵！”
正因为对日本吃得透，王芃生获得了“日本通”的称号，也为其后来在情报界施展才华奠定了基础。
全程参与收回青岛主权 尽管王芃生对日本的研究相当精深，但他并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身无一官半职，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穷学生。他走上仕途，源于后来的华盛顿会议，凭借力争青岛主权，开始走上外交生涯。
在收回青岛的过程中，王芃生起了很大作用。1921年，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早在两年之前，中国就因力主收回被日本抢占的青岛主权，而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此次，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毕竟列强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王芃生当时尚在东京留学，领悟到中国可利用此机会收回山东权益。于是，他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的小册子，详细列举日本侵略中国、强占青岛的种种罪证，根据国际法开列日本必须归还青岛的理由，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汪看后说，“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汪大燮因年老多病，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推荐王芃生代替前往。王芃生被破格聘为中国代表团咨议，赴美国参与筹划会谈，由此步入外交界。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日本反对讨论山东问题，坚持通过中日双边谈判来解决。王芃生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资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形势下，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国后，经王宠惠(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之一)介绍任鲁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委员，细目协定起草委员。不久，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这一年，王芃生刚刚30岁，激动之余，为直抒胸臆，曾填词《清平乐》一首(元旦述怀 ，癸亥作于青岛)：“一年容易，百岁真如寄。阅尽前朝兴废事，惟有青山无异，漫嗟昨日蹉跎，休论来岁如何?争似安闲今日，且宜沉醉欢歌！”为纪念收回青岛，王芃生还撰写“胶澳接收纪念碑铭”，立于德提督府之纪念亭处(即今之市政协前)。此一重要文物早已陨失，青岛史籍对此碑铭也无记载。
青岛收回后，王芃生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政务部处长兼法规编审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1923年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熊炳琦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劝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抵制吴佩孚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随后，王芃生改任山东省长公署统计处处长兼山东统计讲习所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次年，因参与反对军阀张宗昌督办山东事败，避走日本。中国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曾撰文评价王芃生参与收回青岛主权一事：“他因自始至终参与收回青岛主权而功垂青史。”
成功预测“九·一八”事变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远在日本的王芃生回到国内，参与到革命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投身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帐下，担任参谋长。当时，王芃生曾代表何键与蒋介石有少数几次在应酬场所作礼貌性接触，彼此均无深刻印象，泛泛之交而已。
最先看上王芃生的是张学良。《“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一文介绍，王芃生的日本朋友很多，再加上他面相憨厚老实，所以他的日本朋友很多时候说话也不回避。同时王芃生也会装疯卖傻，混在日本人群中，谈诗谈文，因此也得以听到不少日本人酒后茶余的“狂言”。王芃生经多方揣测、整理思维后，得知1931年9月日本将有军事侵略，忧心如焚。于是他急忙赶往北平，告诉张学良左右的人。但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他们以为日本即使发动进攻也不过小规模的挑衅，于是就对这一情报置之不理。王芃生着急生病，住进了德国医院。果然在他住院时，日本军队在9月18日夜晚进攻沈阳北大营、长春南大营。
王芃生准确预测了日本将发动“九一八事变”，却并未受到张学良周围人的重视。张学良当时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大家怕他生气就不敢把王芃生的建议呈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得生病。在他生病期间，有人将王芃生一事以密报告诉了他。他病好后去德国医院看望王芃生，请他病好后帮忙研究东北外交问题。后来，王芃生创办了《外交日报》，本人亲任主编。
此后不久，王芃生又远赴日内瓦襄赞国联中国代表团工作，提供揭露日本侵华罪恶之日文证件。据王芃生好友游弥坚介绍，“王芃生将他苦心搜集的几十大箱日文书籍，全部运到日内瓦。几十大箱书，某一问题在哪一本书的第几页第几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为了准备我国在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华的资料，却日夜躲在一家旅馆的一间小房间里，不停地看和写。由于工作太过度了，这位其实只有30多岁，突然双目视力模糊，难以阅读。然而为了苦难的国家，眼力不济，并不能阻止他的工作。”国联事件结束后，王芃生即前往伦敦考察欧洲外交及风土人情，此后又赴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特约撰稿 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