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沧口步行一小时便可到达李村，或者可以由青岛沿植林的公路到河西，那里有一条翻修过的公路可到达李村。流向西南方的李村河西岸有一个大的集市。1898年这里设置了按察司，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山上的漂亮的楼房里。此外，这里还有基督教会、教堂和华人监狱。李村山，风景秀丽，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高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以北可以看到西部大片的果园”（1910年《青岛》），这是英国人帕默笔下的李村。如今，这里已成为青岛有名的商圈，人流密集，商厦林立，站在这里记者一度迷失了方向。年关将近，李村大集热度又起，加上地铁开通，拉近了周边人们与李村的距离。然而，我们却难以找寻李村的旧日模样，只能从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老人们的只言片语中觅得一二。
一个姓氏的溯源
李姓人：商周有先民 李周立李村
早就听说过李村商圈的魅力，但仍然没有想到，在地图上看着如此清晰的辐射圈形道路会让人一下子迷失了方向。寻找李村人的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此时的李村已经没有了圈的界限。穿梭在街巷中，随便问一个行人，他们往往会给记者致以抱歉的笑容：“不好意思，我不是本地人”。即使在李村河岸上的小区里，记者遇到的也不是多年的老住户。旧日李村的踪影全无，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高档商场，如曾在李村大集上流行的“藏掖”（魔术）一般，明明它还在，我们却已寻它不到。
幸好，历史可以挖掘。
挖掘，先从古墓开始。
发现，出于一次偶然。
2002年，3月，杨哥庄旧村改造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突然，施工人员发现了一些陶片，其中敏感之人连忙向文物保护单位上报。“青岛市文物工作者在李沧区李村古河道杨哥庄段发现了两处分属商周和元明朝代的古代生活遗址，并出土了部分青岛地区罕见的珍贵陶片、瓷片”，张玉和王树防在《李村古河道的商周遗址》一文中详细记述，不难想象工作人员当时的兴奋之情。这两处遗址不但证明了李村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同时也说明，李村古河道曾经改道，“此处出土的瓷片以元明两代为主，有少量宋瓷，但未发现清代瓷片”，这足以说明，李村河河床在明末清初时期已被堵塞，而在古代河床的200米处，涓涓流淌的新李村河继续着自己的使命，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李村人。
历史的形成，既是偶然，也有必然的成分，李村也是如此。
先民为什么选中这片土地？《李沧文史 ——记忆中的村庄》执行编辑、撰稿人刘锦女士给了记者答案：李村河中游周边的土地平坦肥沃，周围山涧河沟水流长年不涸，粮食、蔬菜、水果种啥都适宜，丰收年景居多，百年前德国侵占青岛后与清政府合建德华大学—— 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建立的实习场地（今农科所）就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春秋时属齐国，汉代属不其县，隋代属即墨”，青岛文史学者鲁勇先生向记者揭示了李村当年的归属。从商周到明朝之前，这片濒河沃土哺育着我们的先民，直到战乱来临，“金、宋、元代时北方战火不断，即墨一带十室九空”，人烟荒芜。冬去春来，百花盛开，移民政策让荒芜的土地逐渐有了生机，“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移民从云南的乌撒卫移来依河农耕”，鲁勇先生的说法是青岛移民的主要方向来源，但尚不够具体。青岛文史研究者那洪岐在《李沧区云南移民问题初探》中，提到“崂山、李村一带移民大多是明朝（从云南）派来驻守沿海一带或屯垦的农户”。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为了探讨移民的来源，曾经亲赴云南乌撒卫一带寻找移民痕迹，证实了青岛周边多个村落确实出自那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即小云南。
“李村”，顾名思义，以“李”姓命名之村。追溯李村来源，与“李”分不开。“一个姓李名周的人来到这里，发现了这片平坦土地，盖了一个茅草屋，垦荒种田，繁衍后代”，刘锦进一步解释说，根据1930年修撰的《李氏族谱》记载，“吾始祖周自云南来至即墨城东流村，又迁居李村，迄今十有七世”。李氏立村以后，取名“李村”。“因为李村周边有水，土地也比较平整，交通也算方便，所以百姓生活水平一直不错”，鲁勇先生说。随着时空的变换，人来人往，李姓已经不再是李村的唯一姓氏，李村的面积也在逐步扩大，至现在和沧口合并为李沧区，但李村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依旧。
一个普通的姓氏村庄，一个带着“村”字的乡区，一个已经脱胎换骨成大都市的“村镇”，仍然叫“李村”，在外地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青岛百姓尤其是老人心中，这里何尝不正演绎着一曲与整个青岛同步的城市变奏曲？
一条河流的滋养
李村河：怒时漫村庄，喜时“哺”村民
从熙熙攘攘的商圈溜达到滨河路上，竟然体会到难得的安静。身边的小区略显陈旧，“闻名遐迩”的李村河底已经硬化，适不逢集，里面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车，周边的商户并不繁忙，以至于记者的到来引起了几个人的注意，“现在不是李村集，所以不忙”，一位商户笑着说。
河流被称为大地的动脉，世世代代滋养着土地和人民。大河弯弯，如母亲臂膀养护孩儿，号称“岛城第二大河”的李村河也不例外。李村河被李村村民亲切地称为“母亲河”，李村儿女凭借李村河的抚育，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据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亚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折而西南流。合臧疃河，经庄子郑疃，蜿蜒至东李村之西。自卧狼匙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由此西流，经杨哥庄、曲哥庄、南至阎家山。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北折至李村水源地北西流，合王埠疃河入于胶州湾。”
清清亮亮的李村河，不知养育了多少生灵。河流旁边的植被也是郁郁葱葱，把村庄装点得一派生机。刘锦女士告诉记者，“半个世纪前的河两岸还是绿树成荫，沿河各村旁种的树种也不同，东李村后头的一段河岸植满‘卡齐树’（即洋槐树，系1897年德国人引入青岛的树种。卡齐，德语音译。）今青岛五十八中门前的河沿上种的是一片垂柳；杨哥庄村和曲哥庄村一带种着行行柳树。”
有河就有桥，“天堑变通途”的道理老辈人都懂。李村河上，也有不少的老桥，横亘在河流之上，静默如柱。看桥上人来人往，时间流水，也见证村庄的往日与今朝。《胶澳志》记载，“李村市街桥梁八座，李村河横贯村中，上设洋灰料石平行河底桥，长一百一十八公尺余，宽三公尺六余。土管造圆形涵洞一座，平行涵洞六座，均德人建。”20世纪初，德国人强行租下青岛后，在属“李村街市”的范围内，给李村河建了大小桥梁包括涵洞8座，将京口路上的木桥改建成石质漫水桥。桥的建成也方便了南北交通，对村庄扩张的作用不容小觑。刘锦告诉记者，“在京口路南段连接河南村和河北村的石桥，俗称‘老桥’。传说京口路南端是李村河最古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行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过河。”那洪岐写的《李村河》里也有关于李村老桥的记载，“京口路李村河漫水桥，俗称‘老桥’，建于1901年。长118米，宽3.6米，高0.6米。”此桥1956年重修，1959年扩建，1988年6月拆除，12月又重建。比较古老的李村桥还有刘家下河桥，该桥长45米，宽32米，高1.4米，那洪岐写的《李村河》对此桥有描述，“该桥于民国年间沈鸿烈市长修建台柳路东段时建。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和1994年分别重新修建。石头、钢筋水泥结构。”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参半的，河流养人，河流也会突然癫狂咆哮，不给人类留有余地。天灾面前，村庄遭殃，百姓流离失所。沿河而居的百姓，时而靠着她的给养生存，时而承受不可避免的祸患。据《胶澳志》记载，“李村河全长二十余公里，河口宽三百公尺，平时水量枯竭，遇雨则洪流横溢，与白沙河相似。河口附近平日水幅仅一公尺乃至三公尺，水深约二公寸。”李村河发大水的时候，百姓们每天提着嗓子过日子。1961年，李村就发过一次大水。亲身经历的百姓们仍对此记忆犹新。刘锦说，“那年的发大水，山洪似惊雷涌来，京口路东侧的河沿上的崂山医院南墙伸向河床去的几个墙垛子把洪水挡住了，这么一来，力量改向南，把河南崖上的几家住户的房子扫入河中，眼看巷笼桌椅滚入水里，众人侥幸逃命。”当时的惨状可见一斑，眼看先人苦苦经营的村庄被毁，百姓都心疼不已。但物件的损失还在其次，人命关天，大水来临，人们最大的期盼不过家人平安。张新波在《李沧文史》，记忆中的村庄《东北庄村》里也记载了这场大洪水。
“1961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天降暴雨，河水涌上河沿，村后的泄洪沟由于雨大、堵塞，不畅通大水从房屋的后门往里灌，南村的人没有一个敢在家待着，纷纷躲离。”记载里还说，“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在家坐月子，连炕都淹了，只好抱着孩子到东北节亲戚家暂避一时。大多数百姓连屋内的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赶快跑到亲戚朋友家躲避水灾。”河流的发怒方式可不止一种，不仅发过大水，还被堵塞过。鲁勇先生也告诉记者，“原来李村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住宅。后来人越来越多，河流的疏通，下水的时候，带下来的污泥、垃圾，导致河流被堵。”
一个大集的人脉
李村集：聚宝聚人气，兵家必争地
“老青岛人，没有不到过李村，也没有不赶李村集的”，鲁勇说，在李村集“只有你没想到买的东西，没有你想到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大多数老青岛人都有自己的李村记忆。李村的集市不仅仅是贸易场所，它带来了人脉，也沿河形成一条金脉，商圈便是沿河大集汇聚而成的“聚宝盆”，让李村从村庄变成了繁华市区，地铁穿越而过，名字未变，发展则已步入快车道。
“聚宝盆”之说，并非记者所造，是沿河居民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版本众多，“众口一词的是李村河滩下埋着一个破锅状的聚宝盆，所以李村大集才如此红火，人人进市都会发财”，刘锦女士告诉记者，“老人们曾说，李村河底的聚宝盆在大年夜里要到世上看景致，有缘人遇上带回家，那财帛可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为了印证聚宝盆的传说，人们甚至举例说李村大集曾几次搬迁都不成功，与此有关。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大集确实聚宝，从李村在青岛举足轻重的地位上窥见一斑。
李村大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记载，持续了数百年，这一中国传统甚至让德国人感到惊奇。德国人海因里希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表达了他的惊讶：“人们去赶集不仅仅是买卖货物，而是过节，与朋友和数人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谈谈新闻。在集市上可以听到各种事。甚至还有说书人，讲述长久在人民中间流传的故事和神话”。因而，在1897年强行租借了青岛之后，德国人把租借地划分为了市区和乡区两大行政区域，市区叫青岛区，周围统称“李村区”。
1898年，德国在李村设置了按察司，正式在此办公。李村大集依旧熙熙攘攘，不少外国面孔也出现在这里，瞧个新鲜，里面有个英国人，名叫帕默，1910年，他曾撰文《青岛》，写到了李村建筑和美景。“（按察司）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山上的漂亮楼房里，此外，这里还有基督教会、教堂和华人监狱”。根据帕默的叙述，记者企图寻找旧迹。按察司是被百姓称作“北大楼”的胶澳副臬司衙门办公楼，位于今北山一路与源头路交会处，“小巧玲珑，为二层楼房，每层只有3个房间”。然而，这所小楼在1937年12月4日，“由于沈鸿烈执行了‘焦土政策’，李村的北大楼、师范学校以及贯华冻粉公司都被炸毁。”刘锦说。所以站在京口路、北山一路和源头路三岔路口，记者看到的是普通居民楼。
德国在李村建设的华人监狱旧址也早已淹没在了新建的大型商场之中，唯一让记者眼前一亮的是坐落在滨河路上的李村基督教堂。这所教堂是李沧区最早的教堂，牧师董美琴介绍，1900年，德国传教士昆祚、和士谦两人先在此选定地址，四年后，德国传教士邵约翰牧师来青主持建成。教堂不大，有两层楼，一楼是大堂，二楼是牧师办公场地。教堂的服侍告诉记者，上午这里刚刚举办过活动，教堂建筑经过多次修缮粉刷，因而保护完好。不过，历史的轨迹仍然消磨了建筑的原貌。董美琴牧师称，“原教堂顶端曾建有钟楼，每逢礼拜，信徒听着钟声来到教堂聚会，但钟楼已于文革时被拆毁”，原教堂后院还建有一所高等学堂（高级小学）和一个较大的篮球场地。
“李村山，风景秀丽，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高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以北可以看到西部的一大片果园”，帕默如此描绘李村山风景。“李村山也叫枣儿山或象耳山，1927年康有为病逝青岛后便曾葬在这里，据说康有为懂风水，生前就选了这块墓地。”鲁勇先生说。
除了帕默提到的几个建筑，到1913年，李村还设立了法庭、警署、学校、消防队，并修建了德华大学实习农场、苗圃等，根据档案显示，建成二层楼44座，西式平房28座，平房39座等，这里已经成为当时青岛较为繁华的城镇。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1914年9月，日军第十八独立团侵占李村，这一年11月，日本赶走了德军，厚颜无耻地霸占了青岛的土地，并在李村设置了李村军政署。直到1922年，中国政府才成功收回青岛主权，设李村区。而在接收过程中，一个“遗案”直到1935年才解决，那就是“国武农场案”，刘锦女士在后文给我们详细还原了事情的经过。日本第二次占领时期，一条“惠民壕”（百姓恨称“毁民壕”）切断了青岛市与外界相通的两条要道——板桥坊和李村的两条大路,卡住了抗日队伍青岛保安总队进入市区的山东头。
和平，让李村的发展更为快速，并成为了交通枢纽，我国第一条公路台柳路经过李村。1927年，在青岛的俄国人还开办了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叫青蚨汽车公司，从此开通了市区至李村的公共汽车。李村人当年的兴奋欢呼犹在耳边，地铁如今已经穿城而过。
年代的变革和城市的车轮将旧日李村的痕迹擦拭殆尽：1922年之前建成的齐鲁会馆建筑风格奇特，气派的拱形大门上镶嵌着七彩花玻璃，满院子“道士帽”式的房子让人惊异费解，如今早已被广场取代；让刘锦津津乐道的河北村“三官庙、玉皇庙和河北阁”也都不见了踪迹。现在的李村被各大商场围绕，只留下一些名字供我们凭吊，例如河北社区，东北庄路，李村的主要道路都以崂山主要村镇命名，如“书院路”等。
至此，关于地铁站老村旧事的回忆暂告一个段落，但撩拨起的思乡情怀没有结束，不管离家多远，乡愁总在相伴。一碗水，一杯酒，一条河，一生情！
国武农场案
1914年12月，日军侵占青岛后一个月，大街小巷里张贴着青岛向日本国内的居民开放的布告。国武金太郎是最早踏上中国青岛土地上的日本人之一，他随着日本的移民大潮跑过来，火速加入了“跑马圈地”的行列，在青岛市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有关国武金太郎霸占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原始资料。国武金太郎相中的是离市区15公里的沧口和李村。1915年元宵节前，几名穿军装的日本人手拿米尺，在李村、郑庄、侯家庄等村的农田里边挑选边丈量插牌；过了元宵节，日本李村军政署长多贺宗之就将各村首事、地保及被选中插牌土地的地主传到衙门里，宣布日本人要收买所丈量的土地，每亩付银30元。其时地价在150～200元左右，日本人所出之价颇有些天方夜谭，何况有许多农户还得依靠这些地生活，所以大家都表示不卖。
自此后，日本人隔三差五地就把各个地主们传进衙门恐吓游说，村民们咬定牙关不从。农历的二月底，村民们又被传唤，进门先问卖地不卖，“不”字尚未说完，日署长多贺宗之及日本人小川庄藏、赤泽宇之助上来就是拳打脚踢，用刀背乱砍一通。其时虽已是民国，农村的老乡们还留着清朝的发辫，日本人将十几个村民们头上的辫子绑在一起，关进小黑屋里，两天内不给饮食，不准大小便，还用冷水浇在头上，衣服尽被湿透。李村村民李吉敬、安肇修受伤最重，当场口鼻流血，死而复苏数次；侯家庄的王维德被刀背砍伤后，又将发辫栓在马鞍上直拖到李村军政署衙中，再囚禁两天……多贺宗之一会儿做人，一会儿做鬼，软硬兼施，先威胁说，现在是军政时代，无论何事，在本长官范围内即以压力行事，如敢故意违本长官之命，重者立即枪毙，轻者封门驱逐出境。后又哄着说，买你们的地，原要保护你们，给你们钱好做全家赡养之资。虽是收买，仍是你们的地，你们各自租种，犹如借钱给你们，以地做质而已。待租金纳足30元之数，勿用你们再格外纳钱，即将地如数归还你们，定不失信用。时值冬末春初，天气寒冷，村民们两天水米没有沾牙，棉衣又被日本人泼湿，饥寒交迫之中被迫答应将地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早已将地价按每亩30元算好，分别装在信封里，村民们稍一松口，迅即按手印发钱放人。国武金太郎利用官府、军队的力量将土地搞到手，立即把地租佃给原地主本人耕种，签订“佃价每年4元50钱（即4元5角）”，“地面所有石树等都归地主不许乱动”，“佃户服地主遵守规章决不能滞纳佃钱”等苛刻条件的合同。
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生殉国，5月7日留日学生血染东京街头。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下，在中国外交官王正廷、顾维钧的努力奋斗下，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经历81个日夜，36次艰苦的谈判，终于废除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确定了青岛必须回归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依旧是艰苦卓绝，海关、盐田、铁路、土地……哪一项都是日本人不舍得放手的摇钱树，他们侵占青岛就是冲着这些利益而来，参与鲁案善后谈判的官员们简直是心力交瘁。仅其中的土地案子之一“国武农场赎买案”，就可在青岛市档案馆见到大量的资料。
国武金太郎通过日本领事馆递交一封《请愿书》，因他已将沧口的农地建成街市，租金收入极高，就坚决不肯交出，咬定续租；在李村一带买的两千余亩农田，1915年霸买时共花费3.1623万元（请愿书上自称花费7.44万元），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政府或原地主以79.8万元的赔偿价买回去。时光按自己的脚步走着，胶澳商埠变成了青岛市，督办、市长走马灯似地更换，赎买国武农场土地的谈判像跑马拉松，艰难地进行着。赎买金的谈判一次又一次，青岛市政府的土地丈量、房屋登记、村民调查也进行过无数次，国武金太郎的谎话被揭穿无数次。国武农场霸占中国的土地20年，直到1935年的9月，才由青岛市财政局先行垫资十几万银元赎回。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