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上午，59岁的王胶东再次站在了市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口，办完登记手续后，他鼓足了勇气走进接待室，一会儿工夫又摇着头出来，“还是没有进展”。王胶东已经记不清楚来过这里多少次了，“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一周来两次，每次见到负责接访的处长，他摇摇头，我就知道没有进展，转身就走”。四年了，王胶东一直想摆脱法人代表身份，但没想到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各个部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没有一个部门能真正帮我解决”。“难道这个法人代表身份我真得背进棺材里去？这 58万元要在我身上记一辈子？”王胶东更担心的是，如果了解当时情况的老人也走了，他可就真的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执著的求助者
空头法人代表一当十年多
“记者同志，我想跟你反映个事，能帮我解决了最好，要是解决不了，也希望有关部门知道我的事，知道我的想法。”见到王胶东之前，他就已经给本报热线打过数次电话了。
王胶东今年59岁，已经退休4年了。他的“提前”退休不是凭借在一家集体企业担任法人代表的身份，而是多亏了年轻时在一家军工厂修船的10年经历，“当时我干的是船舶电工，是特殊工种，只要干满10年，到55岁时就可以退休”。说起这个，王胶东觉得还算幸运，如果没有这10年，他即使到了60岁，也可能退不了休，因为“我是集体企业的法人代表，办退休手续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出具证明，可是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撤消了”。“这是万幸，我这个特殊工种干了不多不少，正好10年，这才有了退休金，不然现在吃饭都成问题。”王胶东说。
说到了幸运的事，就不得不提他所纠结的事了。“2000年4月17日，市经协办聘任我为中青联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是个集体企业，交代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改制。”王胶东说，当时他接手公司的时候，“只有一个公章，一个财务专用章，一张营业执照，一张税务登记证，其他的人、财、物甚至就连办公室都没有。”
“公司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债权债务，当时这样的公司就是最好的了。当时王胶东还不到50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还有些雄心壮志，还想干点事，“政府办的公司债权债务都没有，当时很难得的 ，你别听着债权挺好，那都是要不回来的钱，所以，给个空壳公司就是最好的了，当时我接手这个公司，真的很高兴。”
新官上任三把火，接到任务的王胶东挺有干劲，第一步他就开始忙活公司改制的事。当时，王胶东的公司只有他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业务，可是，审计时却遇到了难题。
“我是第三任法人代表，第一任和第二任都没有经营，公司也没有任何的账簿和凭证。”王胶东说，这样一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了注册资金的问题”。王胶东说，因为公司是集体企业，注册资金在国资委和工商局备案上都是国有资产，“58万元，明明白白的，可是，这58万元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见过”。王胶东说，审计遇到了难题，改制的后续步骤无法进行，“审计完了以后，国家的钱全部清走，后边的账我也将建起来了，但是，审计不了，改制也改不了，公司的性质就还是集体企业，还有就是这58万元的国有资产到底出没出？哪个部门出的？”
王胶东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给他认定这58万元的去向，“这个公司我不敢用，我也不敢经营。如果我有这58万元，我可以拿上，公司就可以改制，我就可以经营，但是，58万元不是个小数字，我拿不起”。
当王胶东还在东奔西跑地忙活公司改制工作的同时，新的状况出现了，“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2001年撤销，也就是说我的上级主管部门撤销了，我和公司的事就彻底没人管了”。
58万元的噩梦
注册资金始终查无所踪
改制的事至今未办，王胶东的法人代表身份一直顶到现在，除了期间他试图经营，将公司的名称变更了之外，他为了弄清这58万元的出处，找遍了可能跟此事相关的部门，却至今未果。
按照王胶东的说法，起初他的想法是将公司改制，这样他就可以正常经营了，但是，改制的事情因为审计不成而无法推进，而审计不成的原因则是因为这58万元的注册资金找不到出处，“其实，我一直认为，当时就没有这58万元”。
为了摆脱“58万元噩梦”，王胶东找到工商局，多次咨询、查访的结果是：所有有关当时国家拿了这58万元来注册这个公司的凭证都在，而在工商局的系统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胶东，集体企业，注册资金58万元，是国有资产，在国资委的档案中，也有当时政府出资58万元注册该公司的记录。
但是，除了这些资料性的东西之外，王胶东得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他，“当时很多公司都这样，只不过2000年前后的时候，很多政府部门办的公司都抓住时机脱钩改制了，那会儿你这个事没办成，错过了最佳时机，就掉空里了。现在什么都正规了，你这个事，我们都明白，但很难办，我们不能给你出证明，也没有权力给你出证明”。
王胶东还曾经找到国资委、财政局，甚至还找到了市长公开电话和市信访局，还有当时了解情况的经协办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不是没有出力，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还曾经专门为了我这个事召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当时原来经协办的领导也来了，各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都来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给我证明这58万元当时政府没有出，反而各方证据证明，当时政府是出了钱的。他们这也都是按规定办事，按政策办事，他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理是这个理，但王胶东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他接手的时候，公司就没有这笔钱，于是他还是频繁地找到这些部门，最后，有的单位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的已经“不搭理”他了。
3月4日上午，记者陪同王胶东再次来到市人民来访接待室，在大厅内办完登记手续之后，王胶东深吸了一口气，给保安人员出示登记材料之后，进入了接待室，但是，一会儿工夫他就出来了，“还是那位处长在，他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他看到我之后，又摇了摇头，我打了个招呼，简单说了几句就出来了”。
王胶东说，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办这个事，他非常认真、自信地跟信访局负责接待他的这位处长介绍了情况，“他也联系了很多部门，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但是，还是那个结果”，王胶东说，曾经他还“幻想 ”，自己经常过来催一下，也许事情能有进展，“我当时一周来两次，坚持了很长时间，每次处长见到我摇摇头，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