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中秋举义旗
从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往北,有一条从平湖门至阅马场的东西向马路,叫做“彭刘杨路”。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武昌起义前夕,被清政府杀害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现在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内还建有“三烈士亭”,亭中立石碑一块,上书“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9个大字。这三人的牺牲,成了武昌起义的前奏。
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虽然深处内陆,但万商云集,商路北至沙皇俄国,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武汉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3亿两左右,仅次于上海,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称。伴随着城市走向近代化,武汉人的思想逐步解放,反清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于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先进的武汉也裹挟其中,非常热衷。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身历资本主义世界的留学生,自1904年开始,着手在武汉新军中发展势力。
其实,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9月24日,包括刘复基在内的60多位武汉革命党人就曾召开大会,决定在这一年的中秋节(10月6日)起义。不过,由于种种变故,“中秋节杀鞑子”的计划最终被推迟到10月16日。
此时,有关革命党人行将发难的风声四起。武昌城的气氛也悄然变得紧张起来。“张彪等军队要员,经常亲往各军营和军事重地巡查,还不时吹奏紧急集合号,点名清查,严办违令者;街上则布置双岗双哨,士兵在城门严密盘查出入行人,警察到各旅馆、学社搜查所谓‘形迹可疑之人’;士兵子弹被收缴,枪炮机钮被拆卸;节假日不放假 ,机关职员一般不准请假……”武汉市社科院原副院长皮明庥对武昌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了然于胸。
突然爆响的炸弹
形势逼人,革命党人依然进行着起义前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造炸弹。“无论是暗杀还是起义暴动,革命党人首选的利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炸弹。革命党人好不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只要能搞到相关的化学原料,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尝试一下。”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炸弹是当年革命派的“旋律”。
起义总指挥部的孙武在日本学习过配制炸药的方法,也有过多次实践经验。于是,他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制造炸弹的任务。不过,历史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之处。先前有多次成功经验的“制弹专家”孙武,10月9日却因捣拌火药用力过猛,致使炸弹突然爆炸。当时的报纸曾以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对此事做过报道——“在俄租界附近的巡捕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他们立即向附近地区冲去,在一个弄堂的14号发现两个中国人正向周围泼煤油,显然是准备放火烧掉房屋。”
但是,事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在这里,巡捕发现了已经制成的炸弹、言辞尖锐的革命小册子、供起义用的文告旗帜、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分路进攻武昌城各大门的计划。
湖广总督瑞澂急令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等人紧急商讨应变对策,果断决定9日晚12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事,由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6人在指挥部坐镇主持。由于城内各营无法响应,最终这次紧急发难的计划流产。总督瑞澂下令全城大搜捕,多个革命据点被破坏,数十名革命党人被追捕。
10月9日晚上,成了白色恐怖之夜。连夜审讯中,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宁死不屈,于10日凌晨被斩首于督署辕门墙隅处,时年分别为25岁、28岁、26岁。
总督墙上挖洞出逃
青瓦斑驳的房子下,几个老人坐在路边晒太阳;密密麻麻的电线上依次挂着晾晒的衣服、绿色的丝瓜,袁先高老人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旧城区。“首义路起义街起义门社区”,每每说起自己的住址,包括袁先高在内的老住户,总感觉很有历史的分量。这里的得名,与一座原名为“中和门”的老城门有关。中和门原为明代武昌古城九城门之一,由于在这里打响了辛亥首义第一枪,老城门改为“起义门”。而它周边的大小路名,也随之被改为“首义路”、“起义街”。
目前,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的起义门正在进行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叶剑英手书的“起义门”三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城楼上放置的两枚旧式山炮,还指向当年的总督署。
“彭刘杨三烈士牺牲后,武昌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交通断绝,抓人的抓人,抄查的抄查,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党人的名册被搜,要按名册抓人等消息不胫而走。”起义门管理所所长王启鑫对于首义那晚的情景,熟稔异常。“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 ,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在这样的形势下,1911年10月10日傍晚,武昌起义爆发了。
革命党率领起义军迅速控制占领中和门,打开城门迎接南湖马队、炮队入城,并在城头架炮轰击湖广总督府。生性胆小的瑞澂在后墙上打了个洞,携家带口,仓皇逃到停泊在江上的楚豫号兵舰。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城。
1911年10月11日清晨,人们从餐桌上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那些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人,虽然知道中国迟早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武昌起义明显来得有些突然,以至于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被弄蒙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才弄清了革命爆发的真相。
正如亲历辛亥革命的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所写的,“每一个人都关注着这场中国人之间的伟大战斗。伦敦和纽约的每一份报纸都聚焦于这场战争。中国革命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
“黎菩萨”主动剪辫子
汉口的黎黄陂路,因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得名。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经过一夜苦战控制了武昌,迅速组建军政府以应付清军反扑成为当务之急。彼时,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远在港、沪,共进会首领孙武被炸伤,文学社蒋翊武逃往外地,革命党人一时群龙无首。
于是,时任新军协统的黎元洪成了首义都督的备选对象。“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身高约有5.3或5.4英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采访黎元洪时,如此记叙对方给他的印象。
这是一位与革命没有任何渊源的军官,甚至在革命发生时,黎元洪觉得这是一群新兵在哗变,革命党难成气候,还躲到了管带刘文吉家中。等到革命军找到他要求其出山时,谨慎的黎元洪也并不应允。黎元洪是湖北籍的名将,自诩以文人带兵,风度翩翩,体恤下情,素有“黎菩萨”的称号,革命党要利用的正是黎元洪的名望来稳定民心,震慑清朝,号召天下。“我们命令几个士兵把刀放在他的颈项上,告诉他说,如果拒绝就立刻将他杀死。”刘公在接受英文《 楚报》采访时,这样讲述事情的经过。此后的几天。黎元洪不吃不喝,缄默不语。
革命军又光复了汉口、汉阳,得到了广大市民和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湖北军政府成立后,虽然说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大都督的黎元洪还在观望,但没过几天,他就主动剪掉辫子,对革命党表示:“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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