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奔赴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并肩作战的孙强、徐建春夫妇。图由徐建春提供
回想起SARS时期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以下简称非典医院)，如今无论周边村民还是曾经在里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能笑谈自如，轻松回忆一切，但回到2003年暮春时节那个谈非典变色的时期，这座收治了680名患者的非典医院像是一个取人魂魄的死神，随时可以吞噬人的灵魂。当年为应对疾病，1000多名军队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抽调到这里，原青岛海军409医院护士徐建春和丈夫也在其中，离开青岛前，他们甚至给孩子写好了遗书。
“战地医院”，已成废墟
12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小汤山医院东北角的非典定点医院旧址。这个地方已经是一片废墟，原来进出救护车的大门处新砌了一堵墙，一侧墙上还挂着孤零零的摄像头，院子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芦苇，还有几颗已有碗口粗的柳树，不少地方堆积着建筑垃圾。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几乎找不到非典的一丁点痕迹，但从周边纵横交错的道路中还能看出当年医院的大体轮廓。
与非典医院一墙之隔的南侧小汤山医院内，还有一排没有来得及拆除的板房，这是当年存放非典物资的库房，如今这些板房里也堆满了包装纸箱，这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SARS捐赠物资”，大部分都是防护服，在有的板房里，还能看到移动操作台。
这一天，北京地区普降中雪，除了在雪中随风飘摇的芦苇，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废墟上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另一侧如今建起了一座豪华别墅区，位于北京城六环之外的这座楼盘价格已经到了1.5万左右。这个紧挨着非典定点医院的楼盘，并没有因为非典影响销售，甚至“非典”一度成为了楼盘的卖点。
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当时的非典医院选在这里，这不正说明这里的医疗条件和通风环境好吗？
“变化这么大啊，我都差不多快忘了这段经历了。”看着记者拍摄的小汤山照片，曾和丈夫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奋战过的徐建春感叹道。
写好遗嘱赴京抗非
非典爆发那年，徐建春是原青岛海军409医院(现解放军401医院崂山分院)门诊部护士长，他的丈夫孙强则是401医院的医生。在409医院，徐建春是第一个报名要去小汤山的。
丈夫孙强也执意要去，“他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医生，可以帮更多的忙，另一方面还可以照顾我。”徐建春回忆道。
临走之前，徐建春和孙强商议，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他们把5岁的孩子托付给徐建春的姐姐，并留了遗嘱。“很简单的一个遗嘱，我们盘点了一下共有的财产，在遗嘱中注明留给孩子。”
2003年4月29日，徐建春的32岁生日，这一天，徐建春和丈夫孙强一同赶赴小汤山。但到了北京后，徐建春却发现，情况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刚到北京，满大街的几乎看不到行人，从内心里开始害怕 。”差不多10年过去了，徐建春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
就在徐建春到北京后两天，5月1日23时起，北京市156名轻、中度非典患者及疑似患者被分别从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等15家医院转到北京市非典定点专科医院小汤山医院继续治疗。
曾住在小汤山镇后牛坊村的村民王莎还记得那一天的经历。那天王莎上夜班，半夜骑自行车回家，突然看到常走的一条路封了路，前面警灯闪烁，排成队的120救护车停在大门外，车队两旁站着很多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王莎仔细一看，这些工作人员衣服前后还有“警察”字样，还有其他同样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指挥车辆进出一个池子，而且还往车上喷洒一些液体。
根据当时北京市政府的安排，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由市、区公安局负责。为此，市局专门组织了245名警力对医院的隔离区、限制区、生活区和外围控制区实行分区控制，制发了相应的证件。同时，针对隔离区的特殊性，还安装、布建了远程监控报警设施。
在那个温暖的春夜里，看到那么多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王莎突然觉得一阵寒气袭来，“越看越觉得像是取人魂魄的死神。”王莎拼命地蹬着自行车，向家中飞奔。
第二天，王莎坚决不敢走这条道路了，而是绕道而行，先从后牛坊村往北经过肖村，然后再往南到单位上班，但依然摆脱不了运送非典病人的车辆，救护车吵闹的轰鸣声和闪亮的警灯在黑漆漆的夜里显得格外醒目。
北京某三级医院呼吸内科一位医生向记者证实，当时从各个医院往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转移病人都是在晚上进行。“其实病人走之前都是非常不情愿的，都会磨磨蹭蹭的，有的还会嚎啕大哭，有时候你越劝他们说是要到一个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他们越觉得好像自己被抛弃一样。”
被责任战胜的恐惧
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立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占地122亩、可收治1000多名病人的全国最大非典专科医院，位于小汤山疗养院的东北侧，主要是用白色板房搭建而成，建院过程仅仅用了7天，被媒体一度赞誉为“小汤山速度”。而在当时很多周边居民的印象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医院建设速度快，而是由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恐惧。当时满大街都在传说，这里之所以要建非典定点医院，是因为附近有一个火葬场，方便医院死了人后直接运过去。
事实上，当时北京政府也承认，火葬场的确是选址时考虑过的一个方面。2003年5月6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刘志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非典医院情况时特别提到，“火葬场距小汤山医院二部(也就是非典医院)西北19公里处，尸体的运送不经过任何村庄，直接由高速公路运达。”
所有的恐惧都汇聚在这所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专科医院里，孙强说，没见到病人之前是最恐惧的时候。“这就好比是考试，没发下试卷前，肯定会紧张，但一发下卷子后，就不紧张了。”孙强告诉记者，真正开始治疗病人后，责任心要求医护人员全身心地专注，恐惧也就随之消失了。
只有每天繁琐的消毒程序会提醒孙强和徐建春，他们行走在死亡线边缘。“每天下班换衣服消毒的时间都要近一个小时，自己给自己压力，生怕哪个部位没有消毒。”徐建春说，鼻孔里都要拿着消毒棉球擦上好几遍。
医院里狭长的走廊更是让人感觉到压抑。据徐建春介绍，隔离区内设22个病区，每个病区又区分为医护人员的工作区和病房。医护人员和病人分别使用不同的通道，防止院内的交叉感染。“平时医护人员向病房传递物品都要通过走廊与病房之间的双门密闭传递窗，在狭长的走廊里都会安排一个值班护士，如果病房里需要什么物品，外面的人先是给值班护士，再由护士传送到病房里。”
在如此压抑的氛围下，病人尤其觉得烦躁。徐建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人老跟他做对，“他自己情绪很低落，经常故意刁难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渴了，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他说不喝，要凉的，于是我又找走廊的值班护士递了一瓶矿泉水进来，他又说太凉了，而且还总是呵斥着说。”碰到这种情况，徐建春总是耐心地满足病人的各种需求，“出院后，我们在隔离休养时，他还会看过我们，后来很多病人都和医护人员保持联系。”
从5月7日医疗队员收治第一批SARS病人，到6月10日最后两例病人康复出院，孙强、徐建春等来自青岛各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里与SARS病魔进行了44天的殊死搏斗。直到24名非典患者全部治愈出院，他们所在的14病区创造了“无一例病人死亡，无一例人员感染，病人治愈率100%”的奇迹。
到2003年6月20日上午，最后18名病人痊愈出院，标志着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救治非典患者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在小汤山医护人员奋战的51个日日夜夜里，共救治病人680名，除8名死亡外，其余全部康复出院。
2004年，当了15年兵的徐建春从部队专业，来到青岛市环保局办公室，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自此，非典的经历彻底封存在记忆中，徐建春说她轻易不愿去想非典，也不愿主动跟周围的人讲起，就连当时留下的照片都被她刻成了光盘藏在箱底。
但非典的经历还是让徐建春在工作中获得了更多的信任。“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室，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领导能安排我在这个职位，也是看中我在非典时能挺身而出。”
孙强则继续留在401医院做一名医生。“如果再来一次非典，有非典医院的经历，不光我不怕 ，其他人也应该不怕了吧。”
据了解，非典时期除了100多名在京医护人员之外，全国各地114所军队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于5月5日分三批被抽调至小汤山。这些军队医护人员的抵达，被认为是抗击非典“战役”的转折点。在这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军队医护人员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医德诠释了军人和白衣天使的双重职责。如今小汤山非典医院被拆除了，但医护人员们留下的“小汤山精神”不会消失。
文/图
记者 李杨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