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澳大利亚新任总理，是西方政要中第一位会说汉语的“中国通”。他在大学期间就学习中文，上世纪80年代，又到北京任职，对中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陆克文传》为我们全面解读陆克文的传奇人生。
1981年加入工党结了婚
1981年11月14日，陆克文和特丽莎·瑞恩在堪培拉举行了婚礼。婚礼的第二天，新郎新娘到夏威夷的海滩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就奔赴了他们的第一个海外职场。“我当时是外交部一级官员。”陆克文说。事实上，1981年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 我进入了外交部，我加入了工党，我结了婚”。
瑞典，他们的目的地，此刻正值隆冬。他工作的第一年被分配重点作有关芬兰的简要介绍。无论如何，让野心像积雪那样融化在自己的脚步之下不是陆克文的性格。到了第二年，他把挪威也纳入自己的简要报告之中。
陆克文去参观挪威的主要原油和天然气中心，之后他向所有的分析家们作了一个数据详细的报告，是关于当时的苏联向西欧输送原油的输油管及其他向西欧提供能源的可能的途径。当这份报告送回到堪培拉时，它引起了西欧组的组长罗杰·布朗的注意，布朗被他作的报告吸引了。
陆克文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一次澳大利亚电影节。然而从他未来的政治事业的角度来说，他在斯德哥尔摩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1982年，他代表澳大利亚出席了第一次关于大气中臭氧层消耗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这对夫妇于1983年返回堪培拉。
北京任职“感觉好极了”
之后，陆克文被派到北京任职，但是因为他的中文说得还有点儿不够利索，就决定送他到当时的香港深造半年。陆克文上了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的普通话课程主要是为国防人员设计的。
夫妻俩终于来到北京。他和特丽莎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对健康非常有利，但带着孩子骑车则很不容易，也很危险，“所以我买了一辆破旧的丰田车，是从即将离任的新西兰的一秘手里买的。”陆克文说：“花了我600澳元，我全部的存款。我们用这辆旧车把北京看了个遍，那感觉好极了。”陆克文很快掌握了北京口音。
特丽莎在这一段奇特的经历中也没闲着，她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教学资料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这是他们在北京第二年的事了，陆克文已经晋升为使馆政治处的一秘，他的晋升发生在有威望的罗斯·伽瑙特代替丹尼斯·阿高尔担任驻中国大使的时候。
伽瑙特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公务员之一，他回忆说，在北京的第一个周末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明十三陵野餐，“那儿有一点空地，所以之后那成了澳大利亚人周末集中休息的地方。我们野餐之后会打一会儿板球。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克文的。”
那是他俩之间长久交往的开始。伽瑙特说：“我们当时在北京也打很正规的板球赛。遗憾哪，克文的守门技术，自当年他在宴蒂纳河第三队至今，没有什么大的长进。我们澳大利亚的11名参赛队员，通常选不上他。不过有时候他也上场。他作为一个守门员勉强说得过去吧，偶尔也能得几分。”
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
大使很快发现了陆克文的长处，“很明显，他非常能干，很有效率，在外交界将是个很成功的人士。”伽瑙特说：“他在这一领域会大有前途。”
据伽瑙特说，陆克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在每一项新分配的任务上，事先就下了工夫。他说：“举个例子，我们那时没有一个负责经济的特别官员，所以陆克文当时要做的一件事是对中国的经济现象作出报告。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因此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大使在这方面提出的各个问题，从而悟出该怎样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陆克文学会了经济方面的专有词汇。什么事情，他只要不清楚，就一定要学会。后来在一些其他事项上，他也是如此。比如外交策略方面的议题，他很努力地去掌握，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
陆克文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这是他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那会儿实行的还是那种旧的，但是很好的海外政策。你在一个国家工作，就该多少懂点那个国家，”陆克文说：“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到农村去，或到别的省市去，去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中国到处旅行。”
在第二年当中，特丽莎怀孕了，澳大利亚外交部建议他们回国生孩子，特丽莎说：“我们喜欢呆在中国，我们要求在这个职位上多做一年，可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通知我们说：‘不行。’”
对于回家，陆克文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令人兴奋。《陆克文传》[澳]罗伯特·马科林著，毕熙燕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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