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一月有余，大量事实表明：这一事件是达赖集团“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人们不禁要问：达赖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集团？“西藏流亡政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结构和人员构成如何？达赖家族与“流亡政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实质上的“政教合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藏学研究所的权威专家一语道破了达赖集团及其“流亡政府”妄图分裂祖国，妄想“西藏独立”、图谋复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的本质。
“流亡政府”成立，图谋“西藏独立”
在西方和印度反华势力的庇护下，叛逃后的达赖在1960年5月移居到印度西北部康拉县一个名叫达兰萨拉的小镇。同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为政府“首脑”。
1963年10月，达赖集团正式公布了“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两部“宪法”都明确了达赖喇嘛在其集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流亡藏人宪法”宣称，要“使未来的西藏区域(整个卫藏、多堆、多麦三区)(说明：指藏、青、川、甘、滇等省藏区)成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区”。
达赖集团创作了将佛教劝世语言和“西藏独立”幻想相结合的“国歌”，并将集藏传佛教教旗与旧藏军军旗于一身的“雪山狮子旗”规定为国旗。“西藏流亡政府”大厅中悬挂着一幅“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甘肃的三分之二、四川的三分之二、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这个区域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研究员说，其目的在于以此笼络流亡藏人各地区势力，争取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是由达赖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一个非法组织。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流亡政府”。
三大系统：为分裂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达赖喇嘛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又称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喇嘛办公室。旧西藏的“译仓”隶属噶厦并受达赖的总堪布领导，如今的“译仓”则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实际权力超过旧西藏“译仓”。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
专家介绍，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组建了13届“流亡政府”。目前有7个“噶伦”，首席“噶伦”是桑东。“流亡政府”目前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900多人。
专家介绍，有充分证据表明，“3·14”拉萨暴力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还对“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奥运会、妄图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暴露无遗。
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
达赖集团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所谓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这些办事处最多时达到18个，现有10个办事处和2个特别办事处(驻美国华盛顿办事处、驻欧洲布鲁塞尔办事处)，办事处头目都是达赖集团的骨干，其中华盛顿办事处头目是甲日·洛珠坚赞(又名甲日·洛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扎西旺堆曾担任过“流亡政府”“噶伦”。专家分析指出，“3·14”事件后短时间内我国十多个驻外使领馆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议甚至冲击，和这些办事处密切相关。
达赖集团还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点，以保持藏人特点；建立了藏人学校，加强“藏独”教育，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庙，共有约1.7万名僧侣；办报刊，出书籍，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达赖集团还把青年、妇女等组织起来，“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厦”定期给予经济补助。近年来，“藏青会”羽翼逐丰，其势力渗透到达赖集团各个领域，上至“噶厦”“噶伦”及其各个部门——— 已经控制了达赖集团“噶厦”及其主要部门，下至各藏人聚居区的大权，乃至达赖喇嘛秘书处，绝大多数均为其骨干所掌握，“噶厦”政府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中有80%系“藏青会”现任和曾任成员，“藏青会”纠集流亡藏人闹事，勾结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煽动“西藏独立”，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成为鼓吹和图谋“西藏独立”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组织。“藏青会”也深受达赖器重，每届代表大会达赖都要亲临并讲话，为之打气。
达赖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元首”
“一个由宗教转世产生、代表着神权统治的喇嘛，被推崇为民权的代表、民主的斗士，这还不滑稽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研究员说，在达赖集团中，不论是“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及其议长，还是“噶厦”及其“噶伦”，都必须听命于、从属于达赖，达赖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流亡藏人宪法’赋予达赖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权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的特征。”
达赖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杰也都是活佛，在达赖集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届“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担任重要职务，目前这一届“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伦”桑东·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么？”专家指出。达赖集团创立的《独立》杂志1995年秋季号在封面上刊载了一幅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画了一个亭子，亭盖标有“民主”字样，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撑。“立法”之柱撑顶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顶，仅有“执法”一根柱子立地撑顶。杂志同时发表的社论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体制中的检查和制衡体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为了取悦达赖喇嘛，这是哪家的民主？”
“政教合一”难掩勾心斗角和矛盾
专家介绍，完全靠美、印等国反华势力支撑起来的达赖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从1990年台湾金钱丑闻导致的“噶伦”总辞职和“人民会议”解散，到1994年“噶厦”与“四水六岗”势力的矛盾激化，地区矛盾、教派矛盾、青老年派的矛盾以及达赖集团同其他贵族集团的矛盾愈加深化和激烈。
专家指出，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实际行动不难看出，达赖就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是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而达赖集团正是“政治纲领”为分裂祖国、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国力较弱的旧中国，“西藏独立”无法实现，在今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西藏独立”更是无法实现的“黄粱美梦”。据新华社
[编辑: 胡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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