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自古就有，而且在我国古代就有了判定家庭暴力的法律。在汉代，如果一对夫妻暴力相向，看不到法律对他们的处罚有轻重之别。而到了唐代却男女不平等，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期间，法律对婚姻暴力都有明文规定。李贞德先生所著的《公主之死》，讲述了读者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唐朝：
妻子伤丈夫罪加一等
公元前三世纪的法律规定，倘若丈夫殴打妻子，乃至撕裂她的耳朵，或折伤她的四肢，与一般人互相斗殴、导致伤人颜面躯体一样要处以剃头的“耐”刑，并不会因妻子悍妒或其他任何理由就可以减罪。在汉代，如果一对夫妻暴力相向，也看不到法律对他们的处罚有轻重之别。但是到了唐朝却不同。唐代的《斗律》中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也就是说，倘若一般人斗殴，造成伤害，处罚“杖一百”，用木棍打一百大板。但是丈夫殴伤妻子，只要处罚八十大板；妻子殴打丈夫，不论丈夫有没有受伤，都先处罚一年的徒刑，如果丈夫受重伤，那么妻子的处罚要再加三等。然后，不论夫妻谁打谁，如果打死了人，都要偿命。
唐代处罚犯罪的方式，由轻到重依次是(以竹棍打)、杖(以木棍打)、徒(服劳役刑)、流(流放边区)、死(分为斩头和绞刑)。夫殴妻处以杖刑，而妻殴夫处徒刑。显然唐代法律在处理婚姻暴力时，有“夫尊妻卑”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致妻死亡丈夫难逃一死
按照魏晋南北朝保留至今的案例来看，丈夫出手伤害妻子的理由千奇百怪，也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果伤害严重到置妻子于死地，暴力丈夫也会难逃一死。公元四世纪东晋时代，有一个人据说是在疯病发作时殴打妻子致死。虽然有些官员声称他已经失去心智，并非故意杀人，主张减刑，但朝廷最后仍然将他处以死刑。北魏孝文帝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因为痛恨妻子饮酒而教训她，先是呵斥，然后杖击，结果就失手将妻子打死了。他原先被判处死刑，但他十五岁的儿子上书朝廷，说自己还有一个四岁的妹妹，如今母亲已死，倘若父亲再死，兄妹两人就活不下去了，因此请求“以身代老父命”。孝文帝考虑之后，怜悯这个儿子的孝心，才免了他父亲的杀妻之罪，改为流放。
这几个案子，都证实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可以擅自杀妻。但是如果妻子悍妒，说不定可以报官处置，在南齐的时候，就有一个退休还乡的官员，发现他哥哥的妾非常好妒，便向地方官报告，要求处置，结果这个妒妾遭到了官府处置。
上面的故事，都显示了丈夫不能随便殴伤杀妻，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有暴力丈夫逍遥法外的例子。假如丈夫的殴打和妻子的死亡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立，便无法将暴力丈夫逮捕归案。曹魏时代的一名官员桓范，由于不满意自己的职位调遣，经常在家里大发牢骚。有一次他的妻子仲长氏忍不住分析他的性格，说他“既不愿做人家的下属，又担当不起人家的长官”。桓范一听仲长氏说中自己个性的要害，恼羞成怒，拿起大刀，用刀环猛戳她的肚子。仲长氏当时正好怀孕，受伤流产，不久就死了。桓范宣称自己也生病了，便没有到新职位上任。而他欧妻致死，却也未遭到任何起诉和惩罚。基本上在这个案例中，缺少两项能够将桓范绳之以法的要素。首先，必须确立桓范的殴打和仲长氏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必须有一个合格的人提出控诉。
魏晋南北朝：妻子伤夫被皇帝赐死
当妻子是施暴者的时候，情况却比较复杂，可能因为受暴者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南北政权对家庭伦理的解释不一，而出现不同的处置和判决。根据正史和笔记小说的记载，女性施暴的原因多半出自嫉妒，而施暴对象多半是她们的情敌，而不是丈夫。有些妇女虐待、甚至杀死她们的奴婢。尽管从汉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得擅自杀死奴婢，然而由于奴婢不可控告主人的传统，这类案件通常难以成立，因此大部分的杀奴案件都是隐而未发。
据说西晋名臣贾充的妻子郭槐非常好妒，有一次贾充从外面回来，刚好遇见奶妈怀里抱着一岁的儿子，就过去逗儿子玩。郭槐远远地看见，以为贾充是在挑逗奶妈，便将奴婢出身的奶妈处死。贾充和郭槐所生的儿子也因为思念奶妈，不肯吃别人的奶，不久也因哀伤饥饿死亡。虽然郭槐丧子，痛苦异常，却也没有听说她因擅自处死奶妈而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有故事说，后来郭槐又生了一个儿子，也是在怀疑贾充与奶妈有染的情况下杀死了奶妈，造成第二个儿子的夭折，导致他们夫妻二人，终其一生，没有男性子嗣。
然而上面所谈的都是妻子处死奴婢的例子，倘若女性施暴对象是自己的丈夫，结果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明帝对妒妇的打击，并不限于文字游戏，有一名朝廷官员的妻子因为妒忌，而被他处以死刑。南齐明帝时，一名朝廷官员的妻子因为妒忌，用棋盘打伤了丈夫的颜面，便遭到了皇帝赐以毒药处死。齐明帝更因为另一名官员的妻子善妒，反而故意赐给这名官员几个妾，并且命令他的妻子兜售扫帚皂荚，作为羞辱性的惩罚。
节选自《公主之死》 李贞德 著 作家出版社
[编辑: 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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