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近日，安徽淮南立法要求房产开发商缴纳高层住宅首次电梯更新费，每部电梯收费25万元，不交钱将不予发放房屋预售许可证。而根据国家物业条例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包括电梯等在内的住宅公共设施的更新费用，应从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中提取。据悉，该收费法规系由房产局等主管部门起草，并且未规定该项资金如何管理使用。(11月5日《人民日报》) 在明显违反国家上位法规，且“未规定该项资金如何管理使用”的情况下 ，便强行立法征收所谓的“电梯更新费”，淮南市房产部门这一做法背后 ，“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特征无疑十分明显。据业内人士估算，“每年淮南收取的电梯更新费保守估计可达1.5亿元”，“一部新电梯的使用寿命至少10年。累计下来就将有几十亿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房产部门的账户”。法制化之下的部门利益究竟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再满足于在一般执法活动中寻求部门自身利益，而是进一步上溯到立法的源头，通过主导立法过程将部门利益制度化、披上“法制化”的外衣，以便实现部门利益的长期稳定化、最大化，这样的行政生态和趋势，应该说，我们早已并不陌生。
据去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透露，“目前我国80% 的地方法规草案由立法机关委托政府职能部门起草。由此引起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屡屡显现”——如某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草案“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其中大多是处罚内容，对相关政府部门的约束条款少得可怜”……
“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反面必然是公众权益被剥夺的“合法化”，如电梯更新费“最终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那么，拿什么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呢？在笔者看来，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一方面，彻底改变目前“谁执法，谁起草”的模式，将立法权由行政部门真正收归各级人大，让人大来主导立法从起草、审议到批准的全过程，并利用听证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另一方面，改变目前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行政诉讼局面，这样，面对法制化的部门利益侵害，人们也可以提起诉讼、获得事后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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