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北京市检一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李辰6月24日表示，根据一份贪官档案数据，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1%。现在行贿受贿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据统计，有60%的贿赂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
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1%”推导出“行贿受贿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当然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的解读——以贪官亲属为对象间接行贿，或让家人亲属代替自己出面接受贿赂，腐败贿赂的手段确实是“越来越隐蔽”。
不过，仅止于此，显然还不足以全面完整解读“亲属共同受贿比例81% ”所预示的更深刻的腐败寓意。因为在笔者看来，“亲属共同受贿比例81%”的腐败现实，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做是“手段越来越隐蔽”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反过来说，事实上也未尝不是腐败本身“越来越肆无忌惮”、“不断趋于泛滥”的一个象征。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家庭道德伦理传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家庭”一直都是中国人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环节，同时家庭生活及其所蕴含的道德伦理秩序，也一直被视为其他社会道德和规则秩序的起点。或许，正是基于对这种家庭重要性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反腐工作中，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家庭反腐的必要性、强调“家庭也是反腐的重要防线”，并出台了许多家庭反腐措施，比如，“家庭纪委书记”、“忠于配偶”、“廉内助培训班”等。
但现在，“亲属共同受贿比例81%”的腐败事实，显然告诉我们，“家庭”这个“反腐防线”实际上根本就没起到什么作用、早已大面积失守。作为家庭成员的贪官亲属，面对行贿受贿，不仅没怎么去防范规劝，反而成了深陷其中沆瀣一气的同谋。这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腐败贿赂案件中，不仅夫妻共同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而且整个父母儿女乃至七大姑八大姨均参与其中的家庭、家族腐败，同样不胜枚举。
贪官腐败日趋沾亲带故、甚至动辄“全家总动员”的现实显然表明，在这些贪官家庭中，腐败已不再是一件需要隐讳、排斥的可耻之事，反倒是可以“堂而皇之”、“习以为常”、“引以为荣”了。这样一种家庭心理暴露和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变迁，无疑极其堪忧。这或许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警示的：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无所适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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