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在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举行了第十一届全国“村长论坛”。蜂拥而至的豪车和暴富的村庄让人为之侧目，然而，论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并非“财富”，而是“幸福指数”。此届论坛的东道主、沈泉庄村委会主任王文涛说，沈泉庄村村民的幸福指数逐年增高，衣、食、住、行、医、玩样样有保证，家家有轿车，户户有电脑；山西一个村庄的村官说，他们去年开始给村民发面，从今年开始除了发面还发油，村民的幸福指数又升了一格……村民的幸福，是否有最佳的样本？中国的幸福村是否有可以复制推广的模式？本次论坛的1300多名参与者都在思考着自己的答案。
幸福村，村村有传奇
在记者采访的多个村庄中，村民福利一村比一村高，有的村称福利达到了20多项。“老明星”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不无骄傲地说，在南街村，村民生活几乎不花自己一分钱，幸福指数超过了很多更富有的村庄。
“幸福指数”与论坛上评选的“中国名村”和“十大幸福村”挂上了钩。评选过程中，村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而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 、人际关系，以及村民精神状态、主人翁感等。
具体说来，幸福村的评价指数由村庄幸福感的经济支撑度、民生满足度、精神文明度、生态文明度、综合荣誉度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本届“村长”论坛上，十个“幸福村”包括：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临沂沈泉庄村，江苏南京武家嘴村、江苏江阴长江村、浙江台州方林村、北京大兴留民营村、陕西宝鸡东岭村、河北武安白沙村、河南临颍南街村、山东临沂九间棚村。
这份“幸福村”名单上的村庄，个个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比如北京大兴留民营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迈开生态农业第一步，村民家家利用鸡粪等发酵产生沼气，并普遍应用太阳能灶、太阳能热水器，过上了“点灯不用油，做饭不发愁，洗澡不出院，看戏热坑头”的日子。早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授予该村“全球环保五百佳”称号。
财富托举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建立在财力基础之上的，是强村逻辑的一种变相表达，只不过这个表达方式更人性化，也更科学化。”一位村镇经济的观察人士说，有多少财富，才有多少幸福。
他的话得到了众多认同。无论是已经“幸福”起来的获奖村还是尚未“幸福”的普通村，当家人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幸福指数背后，是财富做后盾。
一位村官告诉记者，明星村都有强大的村企支撑，比如，华西村依托华西集团，沈泉庄村依托华盛江泉集团，南街村依托南街村集团。
这些村企的财力如何，直接决定了村民福利如何。
唯一一个进驻上海世博会的农村、浙江奉化滕头村当家人傅企平，也直言他们和华西村、沈泉庄村等比起来还有差距，而这个差距突出表现在滕头村的经济实体总量太小，言外之意，还缺少叫得响的村企。
“幸福帽”明星村轮流戴
中国十大幸福村的评选已经进行了四届。记者查询历年的幸福村获奖名单发现，那些闻名全国的明星村基本上全部上榜。有着“天下第一村”称号的华西村，是第一届十大幸福村。
有关心中国幸福村评选的细心人发现：大寨村也曾进这个榜单，而大寨村的经济实力和其他幸福村比起来相去甚远，“这样的评选结果，恰好说明论坛所坚持的‘财富不能和幸福划等号’。财富分配合理、使用恰当，更能给村民带来幸福感。”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湖南韶山村，村子当家人毛雨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吐露心声：靠着旅游业发展，村民比村集体富裕得多。毛雨时说，和那些强村重工业不同，他们重环境，用软经济挣钱，村里家家户户搞农家乐，百万富翁不算富人，而且环境优美，这种“幸福”是很多村所不能比的。
辽宁兴城市四家村也是一个以“村穷民富”而在论坛上受瞩目的村庄。村书记张文成在台上讲到四家村给村民分红时颇为骄傲：“四家村集体企业2004年改成了股份制企业，村民占股84%，村民以自然分得的近2.3万元入股成为公司股东。原始股到现在已经涨了十倍以上，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最初的人均46元，涨到了现在的近1.4万元。”
致富模式可以复制？
稍加总结可以发现，明星村的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持集体化，代表是南街村；一种是坚持公私兼顾，代表是华西村；另一种是坚持私有为主，代表是开创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模式的安徽小岗村。哪一种“幸福模式”可复制，且更适合眼下的中国？这是本届“村长”论坛上1300余参会人最关心的话题。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这次没有参会，但他曾对外说过，华西村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每年全国有上万名村官来华西学习。
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也表示，南街村的模式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不乏成功的效仿者。
在本届论坛的与会人员名单上，小岗村的当家人显得十分低调。很显然，“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的小岗村，在试图寻找新的发展契机。
全国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认为，从华西村、南街村到沈泉庄村、花园村，所有富裕村庄发展有一个共同经验：就地实现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而不是依靠让村民外出打工、外地设厂和外地发展。
“这是最中国特色的经验，今后可以用，其他村庄也可以用，这就是说，模式可以复制。”顾益康表示。
专访老牌幸福村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月薪250元，20年没变
出去讲课，主办方给了段林川2000元讲课费，听他讲回去这钱要上交后，主办方好心建议说用这些钱给他买件西服，这样回去就不用上交了，但段林川说，我不缺衣服，婉拒了对方的好意，结果是2000元讲课费如数上交。不但段林川如此，村干部外出参加活动，收受的礼金和礼品也会主动上交。
这种看似有些可疑的事，在一个村里却是真实情况。这个村就是南街村。南街村地处河南省临颍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亿元村”，也被认为是最接近“共产主义”的中国农村。段林川说，南街村一度被“妖魔化”，那并不是真实的南街村，他们渴望外界理解和包容。那个红旗不倒、村富民强的南街村，风采依旧。
“还没进入共产主义”
记者：南街村和华西村、沈泉庄村在发展上有什么不同？
段林川：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学生上学，华西村是给予奖励，每个人给5千元到2万元不等，我们南街村是全包，从幼儿园到大学，不用出一分钱。我觉得我们的幸福指数应该更高。
记者：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吧？
段林川：你看我多大？
记者：不到60岁吧。
段林川：谁都说我不到60岁，我已经71周岁了，我说我们幸福指数高，我就是个活例子。我总结了几句话：就业不发愁、生活无后顾之忧、经济上无负担。所以我们很幸福。
记者：南街村现在的福利有哪些？
段林川：福利有十几项，基本的生活用品全部由村里发放，村民连装宽带都是集体出钱。
记者：南街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段林川：我们认为还没有。因为生活资料还不是全部公有制的，我们现在只供应了70%，30%还是私有的。
“我们要钱没有用”
记者：前几年有传言说南街村垮掉了？
段林川：确实有一些这样的说法。两年前我去河北开会，人家见了我就问我你们不是垮台了吗？我就说，南街村要是垮台了，我们还来这干啥啊？
记者：这几年被质疑的声音好像挺多？
段林川：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记者：可是据我们了解，这几年评选出来的强村、幸福村、好像都没有南街村？
段林川：我们早就入选过了。现在评的十大幸福村，你觉得会比南街村还强、还有名气吗？
记者：听说南街村干部的工资都是250元？
段林川：确实如此。我是，党委书记王宏斌也是。
记者：拿了多少年了？
段林川：从1991年到现在，20年了，当时定的是这么多钱，虽然不好听。
记者：村民也发这么多钱？
段林川：他们不是，他们比我们多，从400多元到1000多元不等，多劳多得。
记者：南街村不是也有拿高薪的吗？
段林川：有，是那些技术人员，像我们药厂聘的工程师，年薪48万元，是南街村第一高薪。
“搂搂抱抱那肯定不行”
记者：南街村是著名的红色村，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
段林川：很重视，精神文明是我们抓的重点。穿奇怪的衣服不行。有一次北大的学生去我们那里考察，一个女生把外套系在了腰里，保安就是不让她进。
记者：是不是像华西村一样也没有娱乐场所？
段林川：练歌房、酒吧之类我们都没有，我们有文体活动室供村民使用。
记者：听说南街村里谈恋爱都有限制？
段林川：不是限制谈恋爱，是不允许不文明。搂搂抱抱不行，在我们南街村，有一对年轻游客在走廊上亲热，被我们村民看到了，大家对他们议论纷纷，说长道短，搞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
记者：那您觉得这样年轻人能接受吗？
段林川：我们是加强思想教育。环境影响人、环境造就人，我们已培养出了这样一个环境。
“南街村永远不上市”
记者：南街村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段林川：人才和资金。人才上，高层次人才欠缺。我们发展壮大，资金缺口也比较大。
记者：村里出来的大学生都能回去工作吗？
段林川：基本上都回来了，我们也不强制，不回来，南街村的待遇享受不了，回来了，待遇照旧。
记者：很多强村都有上市企业，为什么南街村集团不上市？
段林川：上市无非是圈钱，我们缺钱也不上市，永远不上市，我们坚持自力更生。
文/记者 陈浩杰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杨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