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想斌 近日，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购买紧急避孕药须实名。针对这一规定可能泄露公民隐私的质疑，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应称，做出实名认证规定，是为贯彻国家六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集中整治“ 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也是担心有人滥用紧急避孕药。(12月28日《南方日报》) 福州市官方称之所以出台“避孕药实名制”的规定，是为了贯彻国家六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而事实上 ，所谓的“两非”，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上述方案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平衡男女性别比例，更好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方案中虽然提及加强“妊娠药物”管理，但并未明确提出“避孕药物”的实名制，那么福州市何以出台一个曲解的规定呢？尽管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规定，但背后却有我们难以回避、不容忽视的行政逻辑。
购买紧急避孕药须实名，与此前的菜刀实名制有一定的相似性。管理者或许认为 ，“避孕”是亟待提防的高危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可能造成公共性伤害，所以才需用“实名登记”的方式加强监控，一旦出事方便追责。此外，购买紧急避孕药须实名，也与规定公务员不能看黄片、机关人员不能留胡须类似——权力的触角时不时伸向私生活的领域，越位扮演起道德警察的角色。
公权与私生活本来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各自都有其运行的逻辑与法则。只是，当实名制以公共管理的名义，风行到涉及私生活的范畴，所谓的公共管理，实则走入了权力监视的误区。在管理者的想象中，实名制能使种种社会越轨行为无所遁形，使失去匿名掩护的作恶者分毫立现，社会生活由此河清海晏、秩序井然。然而，这个社会管理的乌托邦，不仅因为监督成本巨大而难以执行，同时又容易因法治基础的缺失而落入价值迷失的境地。实名制引入避孕药购买，如何不被理解成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如何能避免个人私生活成为权力监视下的猎物？
公共管理的边界，在权力骄横之下被不断延伸。购买小小的一粒紧急避孕药，也要登记姓名、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购买日期 、产品名称，公民的私生活俨然成了权力越界管理的一个数据库 ，如果出现类似网站用户数据大泄露的情况，谁来收场？姑且不论这个数据库是否安全，这种管理造就了一个监视社会的可能 ，不仅与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在权力身影无处不在的局面下，这种管理也使私生活的领域被过度挤压。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和惩罚》一书中，借由监狱的历史，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监视技术 。在福柯的眼里，全部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透明的全景监狱 ，每一个人都活在“权力的眼睛”的凝视之中。同样，古雅典一位政治家也曾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我们需要管理的同时，也需要明晰“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边界，而不应该是在权力监视的嗜好下，置个人隐私于不顾。
或许，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但实名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显然不能在公共管理中包治百病。类似购买紧急避孕药的实名制，对于公权力来说，未必能“伤敌八百”，但“自损一千”是毫无悬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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