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日前，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递交申请，要求其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据刘巍估算，按照每张卡20元的押金计算，北京4000万张一卡通的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按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0%计算，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达2800万元。(3月21日《新京报》)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几亿元押金积累在银行，一年利息有多少、用到哪儿去了……这些问题显然个个“直中要害”，不然就不会迄今成谜。无独有偶，去年12月27日，羊城通公司有关“10年发行2500万张羊城通卡”的喜讯刚出，市民立马在微博上质疑：押金去了哪里？当地政协委员带着公众的质疑向市交委咨询，得到的答复仅是“押金没网友说得那么多”。
不是装聋作哑，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公交卡押金利息的去向，确实让人费思量。在这样一个资本年代，公交卡押金保管方恐怕很难说服公众，说押金就是一叠叠人民币，攒在自己后院天天数着玩。押金不是定金，权属关系非常明确，公交部门只有代管押金的义务，没有使用押金利息的权利。法理上说得更明确，既然是押金，依“孳息归抵押人”的原则，利息就该归持卡人所有，公交部门不仅没有“沉默”的理由、更没有擅自支配的权利。
现在的问题不是道理不清，而是没有人跟你讲道理。公交公司三缄其口尚且可以理解为市场逐利冲动使然，那么，诸多监管部门不闻不问，甚至在代表委员的质询声中视而不见，此般诡异，不免令人浮想联翩。身为公益性的公共事业部门，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不能拿出一个明白账单，如何证明服务价格的公平与正义性？
公交卡押金之谜不是一个城市的特例。如同高速收费的账单一样，这些大有“打死也不说”架势的领域，不只是令公共监督“意难平”，更为城市公共治理留下一道道遮不住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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