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涛 在7月15日闭幕的第四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株洲”上，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抛出一个独特观点：“要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认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或者叫良心之治。(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的确很重要，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一个执法者、法官没有了良知 ，那么，再好的法律在他们手上也会走样。但提出“良知入法”却有些舍本逐末，让良知回归执法者和法官心中，关键是要有制度来保障执法者、法官能坚守良知。
“良知入法”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给“良知”下定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什么样的准则才算是“良知”？有一些道德底线是人们所公认的，如不能杀人、不能盗窃、不能抢劫，如果这些都算是“良知”，但这些事实上早已经入法。不过，很多准则并非“良知”所能概括 。立法本身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利益相对立的双方对某一种行为准则的理解完全可能截然相反，一方认为是“良知”的体现，另一方则认为违反“良知”。因此，只要制定了法律且法律本身不是“恶法”，那么，一个执法者和法官恪守法律 、遵从自己的良心办事，就是遵守了“良知”。
“良知入法”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者哪怕对“良知”作了特别细致的研究，在法律上对“良知”作了不厌其烦的规定。但是，如果执法者对有关“良知”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故意违背“良知”行事，或者执法者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违背“良知”行事，而在相关法律上对其问题却没有一个相应的惩戒和保障，“良知入法”也不过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毫无意义。
笔者认为，“良知入法”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所谓的“良知”对于执法者、法官而言，就是凭自己的良心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办案。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并不是“良知入法”，而是要建立保障执法者、法官依“良知”办案的制度 。因为，当佘祥林、赵作海案可以在政法委协调之下结案时，“良知”就不可能存在；当检察长汪成不得不听命于区委书记张治安打击报复举报人时，“良知”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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