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右一）陪同朱镕基在温州考察。
■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资本主义风刮得严重，温州除了马路没修，社会主义的其他角落都被修了。”另外，有人甚至要把对温州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
■在温州的主政者们看来，十四大像是专门为温州开的。张友余表示，“1992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使温州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展，走自己的路子了。”
恐怕没哪一座城市，能如温州一样，从1992年的那次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中，找到更为强烈的认同感。
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创办全国第一批专业市场和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创造了诸多的“全国第一”。但其间姓“资”姓“社”的争论，成为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像是踩在高压线上，温州人步履蹒跚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南方谈话后，对温州的争论告一段落。十四大肯定了处在争议中的‘温州模式’。”1992年12月，履新温州市委书记一职时，时年54岁的张友余总结面临的局势。自此，温州摆脱束缚，进入发展快车道。
20年里，温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而1992年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也在这里有着生动的体现。
屡遭批判的“温州模式”
1992年年底，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找到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张友余谈话，说省委研究决定，要他出任温州市委书记。
祖籍浙江台州的张友余，在1959年毕业后就到温州工作。上世纪70年代，他给两任温州地委书记当过秘书，1984年后任瓯海县县长、县委书记，1987年任温州市委副书记，1990年任衢州市委书记，1992年任浙江省委秘书长。
“说实话，在省城工作不到8个月，又调我回温州工作。当时确实不是很情愿。这个差事无论是从工作的压力还是强度上，都要大的多。”时隔20年，面对本报记者，73岁的张友余坦承自己当年的心态。他随后补充说，“更何况是温州这个城市。”
在温州工作了三十余年，对于这座城市的传奇色彩，张友余已经非常熟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造了诸多的‘全国第一’”，说起这些，张友余如数家珍：1980年，发放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一发就发出了1844户；1981年，在全国最早试行农村金融利率的改革；1983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批专业市场。
当时，温州的先锋表现也赢得了一些赞誉。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并称赞这一模式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张友余回忆，1986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发出了“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三者一起上”的动员令，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该一视同仁，一概支持。”同年，温州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上报国家，中央领导表示可以先干起来。
面对这些新鲜的尝试，各地考察取经的党政代表团蜂拥而至。数据显示，1986年一年温州共接待了4.4万多人次。随着温州关注度的持续升温，外界对于“温州模式”的讨论逐渐进入是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期。
“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这是温州改革压力较大、‘温州模式’较多遭到质疑和否定的阶段。在这期间，国务院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前来调查。”张友余说，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风刮得严重，温州除了马路没修，社会主义的其他角落都被修了。”另外，有人甚至要把对温州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
“这个阶段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温州模式’公有制是不是占主体。”1998年初担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马津龙也告诉记者，“因为在温州，原有的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的下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趋势，尽管温州已经为逆转或遏止这种趋势费尽心机。例如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1978年就只占35.7%，远低于全国的比重，1985年下降到只占19.2%，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9.2%。”
踩着高压线，每走一步都需勇气
处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温州的执政者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先后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刘锡荣态度坚定。大家的内部思想基本一致。等到离开温州这个小环境之后，听听别人对温州的看法，才能觉出当时的风险。”张友余向记者感慨。
让张友余正面感受到外界压力的是在其担任温州市委副书记时，参与处理1990年柳市事件的经历。
此前的背景是，温州商品质量低劣，为人诟病，与福建晋江、福建石狮并列为全国三大造假中心。乐清县柳市镇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温州农村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和以经营低压电器为主的产销中心。这里生产的低压电器产品，也因为质量问题，事故不断。
1990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精神，中央七部局和浙江省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工作组，进驻乐清。“为了争取主动，浙江省委、省政府抓紧成立了省委、省政府的检查组。温州市也成立温州市打假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张友余介绍，当时其担任温州市市委副书记一职，陪同上级部门进行了调查工作。
张友余回忆，当工作组副组长、机电部曹芳颐副司长讲话时，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乐清低压电器生产经营的乱象，“底数不清”、“挖社会主义墙脚”等措词令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张友余向检查组耐心解释，要看到假冒伪劣产品出现的客观原因：“种田的农民办工厂，没有人给他们进行技术培训，有关部门也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登记注册，私营业主买不到白银等原材料等等，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生产厂家关掉。”
张友余说，最终，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治理整顿，大规模、公开地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低压电器的风气被刹住。
“温州的情况在理论上站不住、政策上没有扶持力度，全国范围内受到舆论谴责，而从我们本身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只顾赚钱不讲公德’、‘个人富了政府穷了’、‘产品质量不高假冒盛行’。”而在张友余看来，1992年之前的温州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就像踩在高压线上，每走一步都是需要勇气的。
十四大，“像专门为温州开的”
“温州是一个资源禀赋缺乏的城市。1978年，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53亩(不足0.04公顷)，都只及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3左右。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在温州的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59亿元，是全国人均投资最少的城市之一。”张有余说，尽管说在姓“资”姓“社”的讨论中，温州成为众矢之的，执政者也遭受不小的压力，但他们都明白必须这么走，不这么走没有其他的办法。
一路上，也有鲜明的支持者。采访过程中，张友余向记者回忆了一个小细节。
1991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来到温州考察，并留下了两句为温州改革撑腰 ，为温州发展引路的“大白话”。
“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李瑞环还说了一句，“人家说姓‘资’姓‘社’，你们不要把帽子往头上戴，脱了光着头还凉快些。”
而1992年1月的南巡讲话则让温州从“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政治问责中解脱出来。《温州日报》的资深记者沈绍真还记得，当年2月21日，《温州日报》以强化的版面处理，在一版头条位置刊载了《半月谈》第四期发表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谈话录的消息。“这一表达了温州人心愿的版面语言，当天博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
不久，中央关于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文件下达。在温州市委部署下，温州全市上下掀起了学习文件、解放思想的热潮。从3月下旬起，《温州日报》连续发表《冲破羁绊，解放思想》等十篇评论员文章。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大会像是专门为温州开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在参会时颇有感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友余走马上任。
“1992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使温州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展，走自己的路子了。”张友余对于面临的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存在争议时没有太多的精力解决自身问题。接下来是温州如何解决自身问题的关键时期。就像一个孩子，原本是好的。如果变坏了，家人再说好话也没用。”
借鉴在衢州任职时从一个企业中看到的“二次创业”的标语，张友余为温州发展提出了以“质量立市”为口号的“二次创业”。此后的实践证明，这为温州民营经济走出困境开了绿灯。
“温州模式”进入创新阶段
马津龙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咨询工作，他撰文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温州民营企业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初始阶段。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温州民营企业亦“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
“民营企业是温州经济的市场主体。上世纪80年代时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要找一个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其下面。当时温州鹿城区的挺宇公司成为最早一批不用再挂靠的企业。1989年下半年，报纸上出现了“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绊脚石”的论调，挺宇公司一度陷入困境。公司负责人潘挺宇把公司交给两个主管管理，自己带妻子远避西班牙，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后才回来。”马津龙告诉记者，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以来，是温州民营企业同时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也意味着，“温州模式”进入全面创新的阶段。
“公司制企业则从无到有，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2000年，全市有限责任公司达到20812家，基本上为民营企业。”马津龙介绍，除了组织制度的创新，这个阶段温州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同样层出不穷。至2000年，全市已有的4个中国驰名商标均为民营企业所获得，29个省名牌产品、33个省著名商标也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所拥有，多名民营企业家也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让张友余印象深刻的，则是在这段时间里，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大规模进入工商业之外的其他经济建设领域。“除了普遍进入公路和水路的客运、货运之外，还进入了航空领域。”
“但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开始出现回落，温州民营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去制造化’引人担忧，民间资本与现行金融制度间还无法实现有效对接。”马津龙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温州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形势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他也表示，“行政性垄断越来越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桎梏，期待现行的金融改革能有一个乐观的结果”。
2004年，从浙江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休之后，张友余常常会回忆起1992年这个改革转折点带给他的人生体验。
张友余还记得，在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讨论中，田纪云副委员长指出，温州的经验很值得重视和总结，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温州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文/记者 朱艳丽 图/由张友余提供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