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定门城楼附近冯淑云临时搭建的小窝。
前言：又到年关，那些漂泊在外有家回不得的人，将迎来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刻。思乡或者展望来日，都是看不到尽头的愁苦。他们是常年上访的
流浪者，一群乞讨“公正”的人。偌大的北京城，他们只游荡在边缘 ；漫长的数年数十年，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追问结局。但结局会来吗？学界已有普遍共识：如果终结信访制度，让所有冤屈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公正解决，不堪的信访流浪之路终会结束。
就像是一道解不开的枷锁，冯淑云过去23年的人生被上访牢牢地禁锢。因为企业拖欠工资得不到解决，她从1990年开始来北京上访，20多年里几乎走遍中央各部委接待处，退学跟她来京的儿子，也从9岁到了而立之年。但她依然没有等来她想要的上访结果。她的经历1月17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后引起大量关注，有人说她偏执，把生命浪费在信访里；也有人说她无助，徘徊在社会底层的她已根本分不清究竟活着是为了上访，还是上访是为了活着。 1600元欠薪引发的上访 位于北京永定门城楼西侧的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简称信访接待室)和中国北京劳动力市场毗邻，每天一早，都有一大群来自中国大江南北的人早早等候在这一带，长长的队伍从劳动力市场延伸到信访接待室，有的是为了能进入信访大厅提出自己的诉求，有的则是为了能在劳动力市场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略显嘈杂的队伍模糊了界限，茫茫人海中，很难分清哪些是找工作的，那些是来上访的。
当然，工作和上访的界限划分并不是很明显，有的人上访登记完了，自己也要出去工作，比如捡垃圾，或者去乞讨，在这个城市里，要想上访，他们首先得活着，哪怕是流浪在街头也要活着。
58岁的天津人冯淑云住在永定门城楼附近护城河南侧临时搭建的一个小棚里，棚子上面用一张破了几个大洞的篷布遮住，里面用几张板子搭建起一个床铺，四周围着一些捡来的纸壳。在寒冷多风的北京，小棚内的温度几乎和外面没有差别，但这里就是冯淑云的家。
冯淑云每天早上6点起床，如果天气太冷，5点可能就被冻醒了。醒来之后，冯淑云开始收拾各种材料，然后裹着厚厚的大衣出门，沿着护城河道往西穿过永定门桥，步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信访接待室。这时候时间差不多在7点到 7点半之间，信访接待室外的人还不是很多。冯淑云一边排着队 ，一边和队伍中相熟的人打着招呼，8点钟，信访接待室开始上班，冯淑云领到一张重访登记单，熟练地填写姓名、人数、地址、上次来访时间、反映问题等具体内容。登记完了，冯淑云又会回到护城河边的家，然后出去打捞一些剩菜剩饭，回来后用捡来的锅加热煮熟当早饭吃。吃完早饭，冯淑云会出去捡垃圾，顺便捡一些剩菜。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3年。
其实，冯淑云上访反映的问题并不复杂。
1979年，冯淑云顶了父亲的岗，在天津六号门汽车运输场当了工人，1985年调到运输场门市部当售货员，因为跟当时的领导有矛盾，从 1985年到1989年，公司拖欠了冯淑云5年的工资，总计1600元。
1990年1月，冯淑云先后向天津市各级政府反映情况。“劳动局 、街道办，派出所 ，挨着找过后，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冯淑云说，“当地政府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也承认。”
于是冯淑云就坐车来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在大马路上坐了一宿后，民警听说我是来上访的，就把我拉到了在后库的国家信访局门口登记要反映的问题，后来又送我到在马家楼的国家信访局接济服务中心 ，吃顿饭后就把我送回天津，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还得来。”
就这样，冯淑云开始了在北京的流浪上访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