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孩子流浪北京 冯淑云并不是一个人在北京流浪的，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丈夫和孩子。
因为丈夫一只眼睛失明，再加上一只手有残疾，早就下岗在家，平时无法照顾自己，只好跟着来到了北京。当年出来时，年仅9岁的儿子还在老家上小学。但因为父母常年在外上访，学校里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于是干脆退学跟着父母一起来北京流浪。
来到北京之后儿子也不让冯淑云省心 。“我每天都要忙着登记上访，还要出去捡垃圾谋生，孩子也是自己一个人玩。有一次，孩子十几岁的时候，被一帮地痞流氓打得脑袋都变形了 ，疼得哇哇大哭，后来报警都拍照取证了，但到现在案子还是没有破。”冯淑云说，孩子跟着她受尽了磨难，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冯淑云的上访之路。如今，眼瞅着孩子从 9岁长到而立之年，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已经31岁的孩子现在也是居无定所。“孩子昨天晚上来我这了，本来想在这里睡觉，但待了一会觉得太冷了又走了。”1月18日下午，冯淑云一边生火烧水一边告诉记者，水是从护城河里取的冰块，冯淑云将这些冰块化了后用来洗菜洗衣服。
冯淑云说，孩子大了，自己管不了 ，并不希望孩子能给自己做点什么，他每次来看她，手里都是空空的，只要他自己能在外面吃饱就行，“到现在也没有正经的工作，没有媳妇。”
但好歹，不管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与其他采取极端措施的
上访者相比，冯淑云一直自诩为“文明上访”。
“有时候去提交材料，看门的人不让进去，我也不闹，就坐在门外面，唱歌，唱自己编的歌。”说着，冯淑云唱了起来，“天上布满星，上访到北京，思家……”
但刚唱了两句，冯淑云就哽咽着唱不下去了，“每次唱歌都能把自己唱哭了。”
冯淑云记得，每次唱这首歌时都觉得整个永定门西街很安静，只能听见自己的呜咽声，好像所有的冤屈都在这首歌里。
“有一次一个派出所所长来到我旁边，说你把材料给我一份 ，他看着我的材料还有各部委回复给我的公函，然后又说给我一份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他们看过的都说我这些材料齐全，帮我转交一下，应该很快就会解决问题。”冯淑云说，自己从来不闹事，所以很多信访办公室的领导都认识她，私下里也很同情她。
每当遇到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从全国各地来信访接待室的人比平时要多很多，而这时候信访办的人就会统一把上访人员拉到救济站去，登记一下，每人发两个馒头，一袋榨菜，然后让各个省里面来领人，但冯淑云很少被领回去过，“他们知道我的诉求，不会为难我。”
有一年春节，冯淑云在信访接待室里甚至和工作人员开起了玩笑，“领导，大过年的，很多志愿者都给我们送饺子吃，你不领我们到救济站吃顿饺子啊？”
结果信访局领导还真当回事，马上安排工作人员点名，结果一点人，足足200多人。“我一看这么多人，肯定不会吃上饺子。”上访20多年后，冯淑云对于信访局的一些安排都很熟悉了。
23年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北京流浪上访的20多年里，冯淑云带着一家三口辗转住过很多地方。
“老高院附近的铁道边上住过两三年，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上访村住过两三年，开阳桥下住过一两年，凉水河边住过一两年，后来就在永定门桥这里了。”冯淑云历数自己的住处。这些地方，实际上都集中着一大批流浪上访者，因为这些地方离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近。
但这些上访者的居住地也会根据需要随时变化。
“有时候这边住的地方被城管给拆了，就跑到另一边去。”冯淑云一再跟记者说，千万不要将自己住的地方登报，登报了就会有城管来拆，“我原来住在永定桥下，有一次被人拍照上网后，半夜就有城管来拆，他们倒是不赶我们走，但半夜拆了我没地睡觉，在外面冻了大半夜，就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在北京流浪的23年，冯淑云几乎跑遍了中央各部委的来访接待处。眼看着回函上的印章从“交通部”变为“交通运输部”，眼看着信访接待室换了新的办公大楼，眼看着原来借宿的村巷里盖起了高楼大厦 ，眼看着重建了气派的永定门城楼……但就是没能等来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是交通运输部给我的回复，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我的回复……”冯淑云将自己的“战果”一一展示给记者看。在一份2010年交通运输部发给地方的回函中写道，“来访人冯淑云去你委，该人反映所在单位拖欠五年工资，请协调。”
“中央的部门都说交给地方去办，让我回地方解决问题，但到地方还是没人管，只能再回北京，继续上访。”像皮球一样多次被踢来踢去后，冯淑云对各部门的回复越来越失望。
因为连续上访，冯淑云怕连累老家的亲戚 ，几乎没了亲戚朋友，“早就不跟家里联系了，亲戚朋友都没有了。”。
让冯淑云感到些许欣慰的是 ，自己在搜集证据过程中得到了以前多位同事的支持，他们纷纷站出来亲笔书写证明，证明冯淑云1985年到 1989年期间一直在工厂工作，并未请假。“我厂职工冯淑云由于工作紧张，常常加班加点，工作时间长达18小时，我是当时的负责人。”一封亲笔签名并摁了手印的证明信如实写道。
冯淑云有时候也会奢望，如果最终政府帮忙解决了问题，并为她提供一个住处，她就回去好好过日子，但失去的却永远又找不回来了。
“如果最终帮我解决了问题，我就能找回以前的好日子吗？我的孩子如果能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能跟我受苦被人追打吗，能像现在这样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媳妇吗？”一切好像都已很明白。但已经耗费了 23年了，似乎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除了上访，除了流浪，她还可以干什么？
找不到答案的冯淑云像一只困兽，来来回回在樊笼中冲撞着。“如果上访，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上访，肯定一无所有。”她像是在自言自语。
文/图 记者 李杨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