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者的自救 实际上，李蒙在跟这些志愿者交谈后发现，这些成为“随手街头救助”志愿者的
上访者每天忙于公益活动后，自我感觉比以前充实多了。
更为积极的结果是，这些自我觉醒的上访者又开始帮助其他上访者，帮他们打开心结，甚至实实在在地帮他们解决上访难题。
樊银华现在是“随手街头救助”的负责人，现在每天都要带着东西去各个站点给这些
流浪者发放物资，但在2011年 12月之前，他在北京每天的任务还是上访反映问题。
樊银华原来在深圳是一个包工头，下面有三十几个打工仔，生活富足。1996年，22岁的樊银华被当地一个合同民警打成胳膊和腿粉碎性骨折，自此樊银华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
从1996年到2007年，樊银华经历过各级法院的不公正判决，还被反告勒索罪，劳教两年，在走完了地方上所有的申诉程序后，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樊银华来北京上访。
2007年8月13日，樊银华第一次在信访接待室登记 ，从此开始不停上访。
“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几乎每年都会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少则十几天，多则三个月大半年，主要就是上访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被打成重伤的案子，一个是自己无缘无故被劳教。”在樊银华的努力下，2010年，他被打成重伤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获得15万元的赔偿；另外一个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撤销自己劳教决定的诉求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但自从2011年12月成为“随手街头救助”的志愿者后，樊银华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开始乐呵呵地帮助别人，开始为别人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和上访技巧。自从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后，樊银华就开始自学法律，再加上多年的维权经历，他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前我上访的时候都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措施 ，比如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或者挂横幅，但现在肯定不会那样做了。我已经有一年多不去信访窗口登记了，可能过两个月还会去，因为我要是再不登记 ，关于撤销劳教决定的申诉就过了两年有效期了。”樊银华平静地告诉记者。
大多数时候，樊银华都是拖着不方便的腿，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给流落街头的流浪者发放东西，遇到一些悲痛的上访者，樊银华也会提出信访建议。
“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后获得了赔偿。有一个案子，原本 5000块钱的赔偿都不给，后来经过合理的上访后 ，最终获得了14万元赔偿。”樊银华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不幸在于维权走了太多的弯路，他不希望别人重蹈覆辙。
学者建议废除信访制 但樊银华多年曲折上访得来的维权胜利，显然不足以成为示范，更多的人还是陷在上访无果继续上访的循环中。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尽管这些流浪上访者的处境艰难，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上访者都有冤屈。根据于建嵘的研究，这些人滞京原因不一且较为复杂：其中，近半数以上的信访群众表示，因为害怕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不敢回乡；另一部分当事人，并非案件的判决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对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不信任才长期滞京上访，需要有独立的中介机构帮助他们进行分析和把握；还有些长期滞京人员的精神状况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根据于建嵘的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560人平均来京上访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个部门和机关。有些人进京上访已数十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十分差，有些在街头露宿，靠拾垃圾或乞讨为生。
“信访制度是变相的制度激励，让很多老百姓造成一种错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实际上，信访制度担当不了救助冤屈的职能，反而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所以越早废除越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告诉记者，由他主持的《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年度报告》连续发布四年，每年都有大量篇幅关注信访制度改革。
徐昕建议，在废除信访制度的同时也要在司法改革上有所突破，所有的冤屈都应该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得到解决。
的确，如徐昕所言，大多数的信访案件最终还是需要在法律层面内解决。记者注意到，在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 于建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公开表示，最好是把信访部门撤了，合并到司法部门中去，变成法律调解部门和法律援助部门，“信访是群众的法定权利，但不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一切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
文/图 记者 李杨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