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江
《中国企业家》在去年曾有过权威调查，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假如报社某员工月薪一万元 ，如给这位职工多应发100元，仅五险一金项下，报社就得多承担并上交43.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位职工多到手100元，扣除个人缴纳五险一金(按10.2%的税率)之后，再要上缴个人所得税(按20%的税率)，个人实际得到72元左右，上交政府28元左右。这样，政府部门就会以不同税费方式大概收走了71.5元左右。(11月5日《证券日报》)
所谓
加薪100元被收走71.5元税费，其实是将增加的五险一金都涵盖在内，而真正的个人所得税率，其实仍然只是20%，在这一点上，并不能混为一谈。
站在企业的角度，除了看得见的薪资之外，仍要承担不菲的额外支出，而这部分占比非但不可忽略，而恰恰是相当可观的。各种形式的税负占比过高必然影响到企业竞争力的高低，那么看似多收的“税费”则极有可能遏制经济活跃度，而令整体税费收入减少。
事实上，究竟怎样的税负是合适而恰到好处的，尽管并不容易拿捏，但英国经济学家科尔贝却给出了形象的比喻，“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
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具体到企业税负而言，同样应当体现“拔鹅毛”的技术，假如因为过重的整体税负，而遏制了企业的竞争力，压抑了经济的发展，“鹅毛”显然是拔多了，减轻税负也就势在必行。只不过，减税从来不是说句话这样简单，而必然意味着财政开支的缩减，甚至是财政供养人的减少，这当然不可避免触及深层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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