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司马童
近日，贵阳一家有上千名员工的公司出台《婚丧嫁娶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婚丧嫁娶收受或赠送礼品、礼金，总价值不得超过100元；入职不到一年的新员工，可以不随礼；婚宴宴请公司员工总人数不得超过100人等。(11月22日《贵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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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红包”的随礼新规一经曝光，就有反对者将其视为公司对员工私域的干预，是对个人生活的粗鲁限制。然而，仔细推敲一番，“百元红包”并非不切实际：对于员工上千的企业而言，婚丧嫁娶之事必定难以避免，名目繁多的“红色催款单”，已让许多工薪阶层挣了“面子”、破了“里子”，限定红包金额，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松绑，对于弘扬社会节俭新风也颇多益处。
人人都说“礼轻情义重”，个个却在无奈地“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随礼之风，早已偏离了
礼仪正道。即便是尝试出台“百元红包”新规的贵阳那家企业，说到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也还特意铺垫了一番缘由：说是去年在另一家公司考察时，发现这家公司里连同事递烟都不能接，于是深受启发。这说明，“礼来礼往”的崇尚俭朴、倡导节约，还是有着积重难返的种种阻碍。要想形成风清气正的礼仪习惯与文化，短期之内，确实还少不了“硬做”一下的铁腕之法。
“百元红包”回归礼仪正道，连一家企业都能身体力行去做的事情，作为那些理应率先带头的公职人员，就更应“不用扬鞭自奋蹄”才对。特别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在推动社会风气不断向上和变好中，尤其要有一种敢于舍弃“人情红利”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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