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娄士强
22日,清华大学牵头的自主招生“华约”联盟发布了2014年招生联合公告,从2011年起即加入“华约”的中国人民大学未出现在名单中。人大招办回复称,人大决定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暂缓一年。 就在11月下旬,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停职调查,尽管两件事关系几何尚难确定,但最近几年,与自主招生相关的“黑幕”屡屡见诸报端。若是成了权力寻租的通道,蜕变为某些人走后门、谋私利的工具,这样的自主招生是该暂停了,相关高校也该好好做些反思。
试点自主招生,目的是给予高校选拔“偏才怪才”的自主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招生自主权却成了个别人谋私利的工具。此前就有报道称,个别高校把自主招生完全用于统招线下,由校领导根据“打招呼者”的官职大小、好处费多少等圈定名单,把招生变成了“买卖”。而个别高校自主招生时缺乏细致规范,也为一些“不合格”的学生提供了上名校的可能。比如人大2013年的自主招生简章,申请“特色专业类别”的考生即便“未获奖、未发表过作品”,也“可由所在中学校长和相关学科任课老师实名写信推荐”。标准过于宽泛增大了人为操作的空间,难怪“蔡荣生让11岁‘富二代’上人大本科”的传言被很多人深信。
“变了味”的自主招生,把很多学生为之努力十几年的名校录取名额,变成了个别人谋私的工具,不但严重影响了教育
公平,甚至还会埋没一些真正的特殊人才。此前就有调查显示,不少高校的自主招生连续数年都没有农村学生,在教育部门的督促和舆论的呼吁之下,才不得不强制性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如果类似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地发现并遏制,很可能影响到基础教育,使更多的优质生源涌向城市,集中于少数拥有自主招生推荐名额的高级中学。
事实上,自从2003年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就有人持反对态度了,批评者最大的担忧就在于,自主招生权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平。那些自主招生中的漏洞或是违规操作,无形中印证了批评者的观点,每当有高校被爆出自主招生的“猫腻”,都会让这一初衷良好的制度设计,受到更多的批评与阻力。这种影响是整体性的,并非仅仅针对一两所“出事”的学校。
毕竟,与人大采用类似自主招生方式的高校还有很多,其他的高校不妨也以此作为镜鉴。思考如何发挥自主招生的积极作用,预防并纠正其中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问题,或许正是人大暂缓自主招生一事,能够带来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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