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邓海建 颁发“最后一名奖”的举措初衷可鉴，比之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但是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时，对现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为最大的反讽。有必要慎重点赞“最后一名奖”，思谋更稳妥的政绩激励机制。 据了解，陕西省渭南市考核办从2012年开始，每季度会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对成绩较差的最后一名颁发黄牌。(10月24日《华商报》) 从管理学来说，正负激励机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负性激励，一来有伤尊严面子，二来折损了权力羽毛，在政绩考核中，属于权力问责的惯用方式。看起来，渭南颁发“最后一名奖”的举措，确实初衷可鉴，动真碰硬、无惧晒丑，比之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显倒逼之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排排名，分牌牌，懒政与不作为果真就能烟消云散了？历史早就证明，以“官德”来规制行政作为，是最不靠谱的事情。此外，“最后一名奖”的逻辑核心与末位淘汰制一脉相承。无论是积极作为还是怠于履职，总有“最后一名”存在。考核政绩，应该有稳态的尺子，拿制度的尺子去丈量，只要尽责尽力，就算最后一名，那又何妨？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考核机制，缺乏制度依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考核，只规定“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没有以“最后一名”为原罪的制度设计。“最后一名奖”的悖谬，就在于，不管你怎么努力，总会有最后一名存在，那么，这种“穷凶极恶”的制度，会否逼着刚刚简政放权的地方官员，继续在数字排名上绞尽脑汁打主意？
类似的创意，其实也不鲜见。2009年，河南省检察院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如此“计件反腐”，跟罚款指标有什么区别？在政绩考核转型升级的今天，“最后一名奖”这种有失妥当的惩戒机制，不仅悖逆法治理性，更营造了一种恶性竞争的制度环境。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时，对现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为最大的反讽。因此，有必要慎重点赞“最后一名奖”，思谋更稳妥的政绩激励机制。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http://news.bandao.cn/lagala/）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刘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