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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现在，“开车玩手机”现象确实很严重。曾有媒体调查显示，高达96%的受访者表示“开车时打过手机”、仅有4%表示“从来没有打过”。而“开车玩手机”可能蕴含的危险，确实不容低估。但如果因此便建议将此类行为“入刑”，并不慎重、稳妥。 无论是相对于“醉驾”“毒驾”，还是此次刑法修订草案拟新增的“严重超载、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开车玩手机”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一概而论的同性质行为，因为基于具体行为方式及相应的场合、地点不同，“玩手机”可能造成的危害存在极大差别。比如，简单的“接打手机”与“使用手机上网、玩游戏”，对应的危害性就明显不同。再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玩手机”，与在城市道路拥堵或等红绿灯情况下“玩手机”的危险性，同样也不能等量齐观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不宜简单不加区别地将此类行为一律“入刑”。
事实上，针对“开车玩手机”等行为，我国现行的交通法规也有相关禁令。如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但从现实执法实践来看，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相关禁令显得过于简单笼统，如只限于“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少数行为、没有进一步涵盖其他种类的“玩手机”行为，也没有对这类行为做进一步细化。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类“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现行交通法规也缺乏更细化的行政处罚标准，如既有的处罚标准仅是“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2分”。而这样的处罚标准不仅弹性太大、界限不明，相应的处罚力度也较轻，不足以有效应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开车玩手机”现象。
对于“驾车玩手机”等行为，不一定非得匆忙“入刑”，《刑法》之外的现行交通法规及行政处罚，事实上仍有很大的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如“细化禁止规定、完善处罚标准、加大处罚力度”等。而在行政处罚手段尚未穷尽之前，便急于推动“开车玩手机”入刑，以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来代替一般“行政处罚”，不仅有违“罪刑相适”的一般刑法入刑原则，也不符合更深层次的“慎刑”理念，有“不教而诛”或“轻教而重诛”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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