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器官捐献数量一直排在前列，然而相比巨大的缺口，器官捐献的数量尚远远不能满足，不少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失去性命。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受制于器官来源有限等因素，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青大附院肾脏移植科主任董震介绍说。未来器官捐献事业要如何发展？还存在哪些瓶颈？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
■痛心
最不愿看患者等待至死 401医院和青大附院是本市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定点医院；青岛眼科医院则可开展角膜移植手术。401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建锋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做了8例DCD（公民逝世后进行的器官捐献）移植。据介绍，该医院有十几位患者在等待肝脏移植。
陈建锋说，并不是所有肝硬化病人都适合肝移植手术。另外，肝脏移植需要较为严格的配型，亲属间活体移植虽然在配型方面的障碍较小，却要考虑切掉一半肝脏后对供者身体的影响，一般大人给孩子捐的比较多，因为孩子需要的肝脏小；而非亲属间的器官捐献则基本依靠尸体肝和肾。
陈建锋目前有个病人，才30岁，是一位老师，因为乙肝肝硬化引起了肝性脊髓病，已经不能走路了。“去年11月份他病情就已很严重，但由于没有肝源只能等着。中间有过两次机会，当时他在发烧不能移植，机会就被浪费了，现在还在等待。”陈建锋说，还曾有等过1年多的患者，最后引起了并发出血，没能支撑到肝源的到来就去世了。“有个25岁女孩因为吃减肥药引起了药物性肝衰竭，我们为她联系了五六家医院，遗憾的是没有合适肝源，等了没几天女孩就去世了。”陈建锋谈起此事依然很痛心。
董震介绍，目前仅在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等待肝肾移植的患者共有300余人。对医生来说，每一位等待者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难点
传统观念束缚遗体捐献 业内人士认为，在我国人们讲究“入土为安”，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很多人对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都有很大偏见。2011年，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在当年年内实现公民申领驾照时可表达是否愿意进行器官捐献，但此事最终却并未如期实行。
青岛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协调员张少芹说，在一些捐献者中，有不少人已经签署了遗体捐献申请表，但是由于有时候家属犹豫或者反对，最终无奈放弃捐献；还有的最后终于同意捐献，但是已经过了最佳使用时间，取下来也只能弃用。
张少芹认为，突破观念上的障碍需要有个过程，短时间内或许难以改变。此外，当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低，了解途径少，对器官捐献的知识、流程、法规也知之甚少，怕捐献后器官无法用于救人，或者器官分配有“黑幕”。
实际上为了确保器官的科学、公平分配，国家卫计委制订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2013年9月正式实施。捐献器官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计算机系统器官分配遵从3大原则：病情、就近、年龄。每一次分配都将被永久地保留在数据库中，有据可查。
■对策
加强立法鼓励自愿捐献 “21世纪医学公认的三大方向分别是器官移植、重症监护以及微创外科。”陈建锋表示，山东地区的器官捐献情况一直排在全国前十名，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了解到，器官捐献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即便是在应对方式相当成熟的美国，每年仍会有几千人在等待器官移植过程中死去。不过在不少欧美国家，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签署器官移植和捐献协议。鼓励措施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社会性鼓励，协议签署者享有一定优待。另一种是经济性鼓励，在美国，政府会给登记的志愿者减轻个人所得税。
在完善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体系制度设计方面，业内人士建议，我国还应从加强脑死亡立法、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形成良好器官捐献文化等方面着手，鼓励和倡导公民加入自愿捐献的行列。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曾指出，对捐献者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
文/记者 郭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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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物》已在青完成拍摄 “由于青岛地区的器官捐献事业发展良好，2013年9月15日，由中国红十字会、卫计委等联合摄制的以器官捐献为主题的电影《生命的礼物》在青岛开机，这是我国首次拍摄器官捐献题材的电影。”张少芹介绍，这部影片讲述了由朱茵扮演的外科医生林婷因自己刹那的犹豫导致了严重意外，从而产生了心理阴影，再也拿不起手术刀的她做起了器官捐赠协调员，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她接触到了一个个不同疾病不同遭遇但同样在等待器官捐献而努力活下去的生命，引发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
记者联系到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部长高新普，他表示这部电影已经完成了拍摄和后期制作，将择期上映。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