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敏飞
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一起诉讼案，一名艾滋患者以“平等就医权受到侵害”状告某肿瘤医院，医院补偿原告9.5万元。2012年底，25岁的天津肺癌患者晓峰（化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以下称肿瘤医院）求医时遭到拒诊，无奈下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终得以完成手术。（5月4日《新京报》）
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的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我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布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术难”问题的建议》显示，仅在这家民间组织走访的123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就有38人曾遭遇“手术难”。但事实上，这种歧视又是不合法的。为何规定总是丰满的，而执行总是骨感的呢？
一方面，医务工作者因职业暴露有风险。根据资料显示，医务工作者被艾滋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几率是0.33%；粘膜表面暴露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是0.09%。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医务工作者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医生被感染了艾滋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与正义。另一方面，不少医院技术不够。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调查案例中，80%的定点医院达不到手术条件。艾滋病定点医院缺少综合性治疗服务的技术力量和硬件设备，一旦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技术不够”便会成为一些医院推诿患者的万能挡箭牌。
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过分从道德上去强调医生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不甚妥当的；不过，完全任由医院或医生搞“就医歧视”，那是更加不妥当的。那么，行政主管部门在加大对医生处罚力度的同时，也应完善必要的制度设置，一则，可以通过政策的扶持，让定点医院具备全面的诊疗能力，能接纳艾滋病患者；二则，对于医生因职业暴露带来的风险，也应有配套的保障措施。
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获赔9.5万元一事，并不是制度的胜利、常态的胜利，而是个案的胜利、偶然的胜利。要杜绝“歧视艾滋病患者”的尴尬现实，还需从制度入手，必要的时候，应用公益诉讼制度来呵护艾滋病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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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