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祥玺
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被折腾的为啥总是老百姓？原因就在于，某些政府部门根本没搞清楚自己的服务角色，而是高高在上，把群众当成需要时刻提防、管理的对象。既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想俯下身子服务人民，就把各种本来需要自己完成的查证工作一股脑都推给群众自行解决。 原籍河南驻马店的陶先生2001年到北京工作，2001年他结婚时，当时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还是15位，尾号是251。可是到了2004年，身份证号升为18位，在陶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证尾号被改成了2611。到了2006年，陶先生户口迁至北京，身份证号码不同说不通，为了证明“我是我”，他整整在北京和驻马店之间跑了7趟。后来，陶先生回到驻马店，到原籍找到邻居开出证明“我是在这出生的、长大的”，才艰难证明了自己的身份。（5月8日《大河报》） 如何证明“我是我”？这可真是一个近似于哲学范畴的宏大命题，反正笔者是被这个问题整蒙圈了。不知在北京和驻马店奔波7趟跑得晕头转向的陶先生，在彻底解决了这个堪比推理小说中的复杂问题之后，心里有着怎样的“成就感”和感慨。当然，陶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在不久前，北京市民陈先生在办理出境时，需填写“紧急联系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因为这事，李克强总理都不愿意了，在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让与会人员通过这例子，好好体会一下老百姓办个事有多难。
为了相关部门的一纸证明，多少人来回奔波，遇上令人头疼的奇葩证明，更是无可奈何。《大河报》的一个网络调查数据表明，100%的网友表示自己遭遇办证难，各种奇葩的证明，伴随了自己求学、就业、结婚、生育、迁移、定居的种种人生大事，自己见识了权力的各种“傲慢和任性”，也练就了各种办假证、求人送礼托关系的本领。
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被折腾的为啥总是老百姓？原因就在于，某些政府部门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没搞清楚自己的服务角色，而是高高在上，把群众当成需要时刻提防、管理的对象，既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想俯下身子服务人民，就把各种本来需要自己完成的查证工作、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一股脑都推给群众自行解决。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不办各种证件各种证明，权力哪有寻租的空间和机会？
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再一次说明，老百姓想办件事可真难，简政放权太有必要，相关部门的工作逻辑亟待转变，角色身份需要转换，工作作风需要转变，不要再让群众去“思考”这么高深的哲学命题了，都还要忙着赚钱养家糊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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