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一个多月前，新华社记者深入大凉山，近距离接触了许多贫苦的孩子。记者推荐了一篇小学作文，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小学作文“。文章的名字叫《泪》，作者苦依五木，一个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小姑娘。（8月4日新华网） 文章全是短句子，短段落，流水账般的生活，记录了一个孩子最悲惨的人生遭逢。从“四年前爸爸死了”到“妈妈已经死了”—— 没有呼天抢地的痛哭，唯有一种冷冽的绝望，眉目清澈地从文字间望着这个世界。最深爱的亲人，却最冷冷地看着他（她）“死”去,清澈的死亡叙事，标题是“泪”。所谓大悲无声，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在传统励志逻辑里，别人的悲伤，也许总能熬成一锅“鸡汤”，用以伤春悲秋，喟叹凡尘。不过，“最悲伤作文”里的一些细节，恐怕还是需要跳脱出文字的框架，从社会与制度层面加以考量：一则，“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孩子没有抱怨医疗质量，更没有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上撒盐。但，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贫病交加的绝望，恐怕亦需要从基本保障制度中寻求一丝温暖。“爸爸”是怎么死的并不清楚，“妈妈”是病死的。对于死亡，是孩子选择性遗忘了制度的关怀，抑或在家庭的生老病死中本就是“私人故事”而已？二则，孩子劝病倒的母亲，“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生病了，当然要吃药要去医院，何况，“妈妈”也曾去过“镇上”与“西昌”，可是，为什么她还是劝慰母亲吃了自己的饭就好了呢？
苦难就是苦难，它并不一定指向成功与荣光。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贫困、极度贫困人口，不仅在大凉山，更不只一个苦依五木。
“最悲伤作文”，见证的不仅是一个孩子悲伤的命运，它见证的，还有这个社会的贫困之殇、阶层之殇、救济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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