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延珉
今年2月7日至8日,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教授受邀赴欧参加了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向世界各国分享了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认可。
为全面系统了解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半岛全媒体记者先后前往北京采访了黄洁夫教授,以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集团副院长、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国内肝移植顶级专家臧运金教授,并深入器官捐献和移植病房、手术室,以全新的图片视角认识器官捐献移植与患者人生的“生死劫”,感受中国人体器官协调员神秘职业背后的悲欢。
黄洁夫教授(右)与半岛全媒体记者刘延珉合影。
以下是黄洁夫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
器官捐献的施与受 半岛全媒体记者: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方面,您长期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否介绍一下我国器官捐献移植工作的现状?
黄洁夫:你是山东来的媒体记者,所以我想先通过半岛都市报感谢山东人民。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山东是我国器官捐献做得很好的省份之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在全国省份排名中属于前三名。特别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国家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敬意和感谢。
从医学伦理上来讲,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肝肾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来救命,人数约有30万人。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器官移植服务的能力问题,医院、医生还包括我们器官捐献体系的建设还比较滞后,所以在器官移植登记系统上等待移植的病人大约是2.8万人,而我们能够做的手术,2016年的数据是1.3万至1.5万人,大约有一半登记者可以得到服务,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了。
在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中,我们做的民意调查和统计表明,中国老百姓在2015年以后,器官捐献的意识已经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年轻人器官捐献的意识比较强。最近,在民意调查中,80%的人都愿意担当器官捐献志愿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器官捐献的体系中,登记工作还非常滞后。我们现在通过红十字会网站参与器官捐献的施与受,真正进入登记体系的才8万人,捐献器官与等待器官移植的数字严重不成比例,两者差距非常大。
半岛全媒体记者:您在2014年底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受赠体系,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的机制导致的”。而2015年1月1日,对于我们器官捐献和移植机构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现在两年时间发展过去了,您觉得我们的体制机制现在建立得怎样了?
黄洁夫:你提的问题我原来说过,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关键在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人民群众要对这个体系有信任感。同时,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也要高效透明,阳光公开地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很关键。经过2015年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为中国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世界上包括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的几任主席,也为中国取得的历史性突破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WHO的官员预计,中国未来5到10年之内,我国会成为器官捐献移植的第一大国,他们希望把“中国模式”的文化发展背景,提供给世界发展中国家作参考,这是我们现在发展进步的现状。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自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工作并不完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做好、做扎实,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把这个体系建设好。
移植医生的“中国梦” 半岛全媒体记者:那您觉得从2015年之后,对于我们器官移植医生来说,在心态、地位和尊严上有哪些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洁夫:我最愿意、最希望看到的,是由器官移植医生来改变这个体系。从我国老一代医疗卫生从业者开始,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伦理的器官捐献体系,是中国移植医生的“中国梦”。当然,最想改变这个体系的也包括人民群众,让社会大众享受这个服务,最愿意、最有动力改变的也是器官移植医生。前不久,我在武汉参加了器官移植学术研讨会,也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亚太地区肝胆移植学术讨论会,大家都认为:现在是器官移植的春天到了。
器官分配的路径 半岛全媒体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流程,器官分配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黄洁夫: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个比较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共包括5个部分。第一是器官捐献,第二是器官获取和分配,第三个是器官移植,第四是移植后的登记,第五是器官的监管。这五个部分当中,都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方面。
我想从捐献体系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说得更确切一点。目前,器官捐献体系的基层是由红十字会来参与,当然由国家卫计委来进行顶层的指导和监管。在红十字会有个国家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该中心的工作包括宣传、动员、缅怀、人道救助以及负责器官获取和分配等,也就是负责整个器官捐献和获取的全部过程。
如果说有个公民需要器官捐献,这个人就要进入器官捐献的体系进行登记,然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进入下个步骤。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器官捐献或者是捐献器官志愿者是两码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器官志愿者是营造社会氛围,而器官捐献者的意愿是体现在登记上,当然其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是我们的器官登记体系,是志愿者的登记。其实,真正的器官捐献是在医院里,是发生在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医院重症病房中。简单来说,公民自己愿意做器官捐献志愿者并进行了登记,假设当其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以后,在进入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后,医生根据综合判断认为其已经死亡,且年龄、身体、病情等状况都合适,尤其是能查阅到其生前有捐献器官的志愿,该患者就成为我们所说的“潜在器官捐献者”。这时,红十字会协调员就会跟其家人进行联系,询问是否愿意做器官捐献,得到肯定答复后就进入了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体系。通过体系就知道该人的病能不能做捐献,器官及组织是否适合做捐献,同时确认有没有能跟其配型成功的等待移植者。当取得器官以后,再进入我们另一套体系中,这是全国登记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排队系统,根据病情优先、地区优先以及做过捐献的优先等很多政策,由电脑在复杂的系统中排出合适人选,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捐献器官的最终去向。
半岛全媒体记者:这个系统是由电脑大数据来完成的吗?
黄洁夫:没有大数据就没有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体系,大数据是我们器官捐献移植的基础。所以在这个体系中间,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体系与医院等各个体系相互衔接,从器官捐献者的筛选到获取器官后与病人配型等等,当器官进入移植医院进行手术后,还要对器官移植做术后的登记。总的来说,这个体系十分复杂和繁琐,中间涉及的部门和职能人员也比较多,但这些步骤必须要走而且要走好。
捐献协调员有1514名 半岛全媒体记者:目前我国共有多少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今后该怎样来看待器官移植,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
黄洁夫:我国目前共有1514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有的分布在169家国内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中,有的是红十字会专业人员,做的都是协调员工作。
器官捐献或移植已经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范畴,它牵扯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法制、伦理等,也牵扯到我们所有老百姓能不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不能完成健康中国2030年的目标,也体现了我们国家能不能够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器官捐献移植中的很多事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医疗手术问题。从提高全社会的认识来说,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器官捐献移植治病救人是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间的,所以我们有文化自信,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美德,我们一定要把器官捐献中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化传播出去,在器官捐献事业中发扬光大。
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道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游戏规则”也要由我们自己来定。在器官捐献移植方面我们也要占有话语权,坚持我们自己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器官捐献移植的“中国方案” 半岛全媒体记者:我们知道,今年2月7日至8日,您受邀参加了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参加这个峰会对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意义?
黄洁夫:这次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联合国、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全球多国器官移植协会主席等都参加了会议。我受邀在会上发言,向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近年来在器官捐献与移植方面的改革成果,以及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让中国参与世界器官移植的规则制定。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近年来通过公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制定系列配套政策,成立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中国遵循国际上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初步建立起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了中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进展。她表示,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行动迅速,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作样板,供面对相似挑战的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本次受邀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标志着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认可。
半岛全媒体记者:谢谢您。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