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江 知名大医院一号难求,已成共识,而众多“号贩子”哄抢号源牟利,更加剧了患者就医难度和就医成本。北京卫生部门近年也推出“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改革“新政”,但仍存一号难求,号贩子也转战到挂号移动终端抢号。一名资深号贩称,除了在医院放号时段替人抢号,他们还自己挂号抢占号源,在APP平台上找到买主后,退号又立即刷新,用真实患者的身份信息重新预约抢号,“这一招屡试不爽”。(9月10日《新京报》) 优质医疗资源和知名专家总是稀缺的,大医院一号难求是常态,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也意味着治理“号贩子”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实践也证明,“号贩子”经历了窗口排队、电话预约、网络预约,直至如今的手机APP阶段。挂号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从未绝迹。不仅如此,号贩子通过网络而远离了医院,使得打击与治理变得更为困难。由此,号贩子更为猖獗,更有恃无恐。
移动终端APP挂号是医疗服务信息化的必然,它方便了患者,却也方便了黄牛,只要漏洞存在、管理松懈,同样的门槛并不足以防范黄牛。从黄牛替人抢号的伎俩来看,事实算不上高明,与春运时段抢车票没有什么区别,一是刷号快,二是退号利用信息障碍再秒抢回来。这些都让基于防范的实名制设计形同虚设。
黄牛转战APP,说明治理“号贩子”没有一劳永逸。对医疗机构而言,要真正替患者考虑,维护患者就医的机会公平,减轻寻医问诊的负担,而不只是形式上将黄牛拒之大门之外。而平台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而应尽到监管的责任,保障自己的平台不能成为黄牛实施违法行为的温床。
一方面有必要在服务上提高“号贩子”囤号的成本,减少“囤退抢”发生的可能,例如,改进和约束预约APP功能,设计线上退号集中在固定时段等,提高退号的难度。这些设计对于真正预约的患者,就医问诊不会受到影响,而对于“号贩子”则是现实的制约。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主管机构也应加强重点医院、重点门诊退号退费管理信息的动态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涉及多医院、多科室、多频次的对象,联合警方开展调查,让黄牛无处遁形。总之,治理“号贩子”需要技术,更需要常化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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