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在第二故乡
阵阵哇哇的啼哭声震颤着浸满泡面味道的车厢空气，哭累了的婴儿躺在母亲怀里努力地吸允着甜丝丝的乳汁。
过道上，一位七八岁的孩子蜷曲着瘦小的身体，躺在一张报纸上酣然入睡，皮鞋、靴子、运动鞋，小心翼翼地越过他的头顶。
在人头攒动的17号车厢中，和秀兰将身体的弹性发挥到极致，最终在上车14个小时后成功地上了一次厕所。
41个小时下来，和秀兰只上了两次厕所，睡了不到6个小时。
即便如此辛苦，相对于她和丈夫在青岛时的劳累，也“只是小意思”。
和秀兰舞动着自己指节粗大的手掌，皱紧的眉毛在脸上挣出一道道深红色的皱纹。他们的渔民生活，借助其磕磕绊绊的普通话一幕幕呈现。
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徐廷高出海打鱼，驶出20多海里左右，往海里撒网。运气好的时候，一网能打上价值1000多元的鱼虾；运气坏的时候，不仅一无所获，还可能把网挂破。在海上飘摇12个小时左右，渔船抵港。
早上七八点，和秀兰开始补网。下午一两点，丈夫出海归来回家睡觉，她则分拣、出售丈夫打捞的鱼虾。
每年总有一两次，因为海上大雾弥漫，丈夫的渔船会不小心与航道上的巨型油轮擦肩而过。最近一次两者相距仅有一米。一旦碰上，渔船将船毁人亡。
7年之前，和秀兰的儿子徐和东带着先天性肺炎出生在青岛，将夫妻俩之前积攒的8万元积蓄消耗一空。3年之前，他们重整旗鼓，以两万多元的价钱置办了一艘属于自己的渔船。
渔船长12米，宽两米，体量非常之小。在为别人打了十多年鱼之后，他们可以为自己打渔了。
一年12个月，其中6个月他们围绕着出海这一主题生活。无鱼可打的日子，徐廷高前往建筑工地上打混凝土，每小时15元，和秀兰或做家政，或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每小时也能赚到10多元。
一年到头，他们一共才挣到五六万元。
因为手头并不宽松，每当房东提出涨价时，他们便开始寻找新住处，迄今为止租遍了崂山区的东西南北四大姜村。买一套青岛的房子，对他们来说就像“上天摘星星一样难”。
在青岛谋生的四川籍农民工总数几何，一直没有准确统计。“但沙子口码头、前湾码头、姜各庄村，到处都是我们的老乡。”和秀兰说。
10多年后的今天，和秀兰已不再为买菜发愁，也学会了享受崂山泉水的甘甜和海鲜的美味。她很自然地将这座海滨城市称之为第二故乡。不过，她在这里除了“和老乡们耍”之外，只结交了4位青岛朋友。这4位青岛朋友都是没有搬出南姜村的老年人，她经常送一些卖不完的鱼虾给他们尝鲜。
本地人时常光顾的电影院，和秀兰从未去过。但她喜欢听歌，价值400元的山寨手机中，存着诸如《月亮之山》、《伤不起》这类都市白领不屑一顾的“神曲”。
“他们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但他们还是抢着让我们的渔船挂靠在他们的户口下面。这样的话，他们一年至少能进账五六千元的燃油补贴。”和秀兰一位老乡悻悻地说，四川人与本地人的隔阂是全方位的，“我们学打渔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老板；我们买了自己的小船，他们已经大船换小船；我们出海辛辛苦苦打鱼，他们坐在码头上一边打牌一边等着收鱼；我们一直租瓦房住，他们早就搬进了高楼；我们听他们讲青岛话，他们一听我们讲四川话就皱眉……”
既跨不过户籍这道阻碍进城的门槛，又有一条无形的鸿沟横在他们和本地人之间，和秀兰和她的老乡一直未能在“第二故乡”找到归属感。渐渐的，他们的生活目标简化为“为了儿子的将来多攒些钱”。
记不清回家的路
和秀兰的老乡们有的在广元下车，有的在绵阳下车，她的终点则是成都。
25日9时许，列车停靠在成都站后，和秀兰疲惫的脸上生出一波波笑意。她的丈夫和儿子提前一天抵达，此时正在站外翘首以盼。
扛起一箱海鲜、背上双肩包、挎上边角磨破的手袋，于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上，和秀兰准确地走向了儿子张开的怀抱。
但从成都到其老家，还有150公里的路程等着他们。
面包车代替火车，载着这家人行驶在厦蓉高速上。行驶两个小时、120公里左右，公交车进入资阳市区。
司机是成都人，此前并未来过资阳，带路的任务交给了和秀兰。不过，和秀兰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沱江大桥该怎么走。沱江大桥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地，也是和秀兰儿时进城的必经之地。但三年之后，再次回到这座儿时心目中的大都市，新修的一条条宽阔马路彻底使她晕头转向。
好不容易驶过沱江大桥，皱纹般起伏不平的山间公路，以及路两旁山石的红色和竹林的绿色提醒着和秀兰，离家不远了。30公里颠簸的山路，又耗去了两个小时。
25日14时20分，和秀兰下了车，走过一条宽约一米的土路，终于抵达了她在火车上无数次念及的老家——新场乡新街村。
三年之后再次见到父母，和秀兰没有拥抱和泪水，只是说一句“我们回来喽”。她的父母则准备了满满一桌的饭菜，有腊肉、烧鸡、煎豆腐等等。
和秀兰住了20多年的三间草屋，相对3年前又破旧了一些。阳光透过屋顶，一缕缕驻足于厨房的灶台之上。草屋的两侧，分别有一平方米左右的豁口，“住在屋里和住在院里，区别不大”。
两台19寸彩电和一箱青岛啤酒，为已不能遮风避雨的草屋添加了些许外面世界的痕迹。
和秀兰的父亲说，在女儿第二次前往青岛之前的1999年春节，整个村子还有四五十户人家，现在只剩下四五户。
村公路两边矗立的一座座两层小楼，展示着村民们自己在村里的存在和在城市的成就。但楼内要么空无一人，要么是两位老人孤独守护。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整座村庄隔了好久，才听到徐和东追赶鸡鸭时发出的悦耳童声。
和秀兰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小时，准备过两三年在家花20万元盖座小楼的计划便开始动摇。“村里没人气了，还回来干吗？”她又有些矛盾，“等自己老了，不回来这里还能去哪儿？”
梦想将抵达哪个站台
把未来押宝在儿子身上，成为和秀兰解决上述矛盾的最重要路径。现实却提醒着她，这条路并不好走。
她的儿子徐和东今年7岁，正在崂山姜哥庄小学上二年级。今年，是徐和东出生后第三次回老家。三次加在一起，也仅在老家呆了不足一个月。被问及家在哪儿，徐和东脱口而出的是青岛的“南姜(村)”。面对“老家在哪儿”的问题，他眨了眨眼，说了句“四川”，再无法将自己的答案像父母说的那样具体化。
与和秀兰同行的14位四川老乡中，有7个孩子，他们都如徐和东一样生在青岛、长在青岛、学在青岛、每隔两三年才回一次老家。
他们中的一个孩子，不仅能说普通话和四川话，还能说一些青岛话。他们与青岛孩子一样喜欢吃海鲜。但他们的户口，无一例外地落在各自的老家。
也正是户籍等问题，抬高了这些孩子升入青岛一些重点高中的门槛。家长们似乎都已达成共识：今后还是要回老家，让孩子有机会考当地的重点高中。
列车上一位名叫饶凯的孩子，如今正在崂山六中上初二。一个学期之后，他就会回家乡四川省乐至县上学。这个14岁的男孩，似乎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咬着嘴唇说：“我不想离开青岛，不想离开爸妈回老家。”
不仅是和秀兰及其老乡，中国上千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都很难绕开“自己的未来该驶向哪儿”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孩子也都有着各自的梦想。
调皮的徐和东喜欢看划过头顶的飞机，他想有一天当上飞行员；与徐和东同班同龄的彭俊向记者展示着他歪歪扭扭的自画像 ，他自小做着画家梦；彭俊的姐姐彭敏今年上小学6年级，品学兼优的她每学期都会用一张奖状逗乐自己的父母，她的理想是做一名服装设计师，“像 VaraWang一样”；彭敏的好朋友、今年上小学5年纪的饶晴，立志考上清华大学，然后做像柴静一样的电视主持人……
拥挤的车厢中，孩子们争先恐后描绘着自己的梦想。但让梦想抵达站台，还有多少路要走?
文/记者 张庆宁 图/本报记者 张伟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版权稿件，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