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邓海建
成都金堂部分家长要求学校为6年级的学生在下午4点半的放学时间后再多加一些补习时间。为此,学生家长们自愿向学校交了400元的补课费。“补课费”交了不到一个星期,学校召集家长们开会,宣布不补课并退回家长们的400元钱。此后,数十名家长联名要求恢复补课。当不补课的消息传来,学生失望,家长急哭。
家长这一哭,很可能要让足不出户的专家学者大跌眼镜了。这不是家长们作秀,而是复杂环境下的生存焦虑。
一者,一个学校不补课,不代表所有学校不补课;城里学校不补课,不代表乡下学校不补课;集中起来不补课,不代表分散下去不补课……在教育偷跑已经成为明规则的当下,谁恪守规则,反而“很傻很天真”,连起跑线上在哪里都分不清的民众,又怎会甘心明晃晃输在补课这回事上呢?
二者,就算所有学校都信守不补课的诺言,但还是架不住商业补课机构的搅局,且不说市场上的补课行情已经令家长大呼吃不消,就算从补课效果上看,显然没有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老师更懂得有的放矢、更熟悉孩子的学业情况。一句话,400块钱一个学期的补课费,不仅价廉物美,更让家长放心安心。如果禁绝了校内的廉价补课,不过是为校外补课提供了更多“刚需”罢了。
地方教育部门向补课说不,这自然是权力作为的好事。但如何保证教育执法的效率与常态,以及让孩子的“成长空间”兑现为人生博弈的硬通货,这显然又不是地方教育部门能做得了主的事情。依靠考试的升学模式岿然不动,却逼着学校、学生与家长唱素质教育的大戏,谁当真,谁就当真要输了这一局。(作者系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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