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复出别再“躲猫猫”

文/宋桂芳

　　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仍有余波，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已经“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这事被网民发现后网络论坛上一时议论纷纷。(3月25日《信息时报》)

　　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王勤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眼下，有消息说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也已复出，并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再往前看，几年前，劣质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因此被雷霆问责，如今，多数当初被问责官员早获要职。

　　客观地说，问题官员“复出”本身并不奇怪。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无论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还是秉持“才尽其用”的理念，对于违法违纪的官员，不必一棍子打死，让其为行政工作继续做点贡献，这恰恰是行政理性的体现。问题是，既然如此光明正大的事情，何必要静悄悄地进行，而且大凡媒体披露之后，当地职能部门不是三缄其口就是闪烁其词，究竟心虚什么？

　　无论是回应公众的知情权，还是让“复出”官员履职更有底气，相关部门都应当对某些官员的“复出”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这个交代，就是制度化、程序化的“复出”正义，经得起公平的考量。若非如此，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必将受到戕害，政府公信力也将受伤，公众更会浮想联翩——甚至误以为问责风暴只是应付民意的场面上的游戏，官员犯错也不需要埋单。这样的“复出”，很像规避责罚的“躲猫猫”，无益于公民社会的成长。

　　造成这种尴尬的因素很多：直接原因在于“复出机制”没有建立健全，难免鱼龙混杂，该“复出”的上来了，该淘汰下去的也搭上了顺风车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下的官员问责机制单维而且粗放，大多只停留在行政问责层面，只承担行政上的责任。

　　眼下来看，很多地方已经意识到民意对“复出”问题的质疑与关切，譬如，广州近日就公布了《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党委领导也要问责、原岗位犯错调职之后仍然要追究责任、官员被问责后一年内不得提拔、问责结果公开、官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将被责令“公开道歉 ”。这些亮点也算是对问责与复出环节的补充，但是，如何从国家层面规范“复出”机制，不仅需要地方探索，更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说法。起码，这也是为“复出”官员的公平与清白着想。